文学上西方化思路有这样的欠缺，那么文学上的民族化思路又如何呢？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做“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民众的诗歌》93等文章中大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在批评“民众的文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一种“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与此前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结合。
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文学上西方化观念持有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的意思，这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的思考。具体操作上，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大多是成功的。他们走了一条和郭沫若完全不同的道路。二是精神返乡，回到乡土去，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这方面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不过当时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上，他们是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乡土气息的生活，却偏重于批判，而不是借鉴民间精神中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振兴所吸收的质素。特别是中国现代的启蒙主义者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基本是盲视的。例如对阿Q精神的认识。阿Q不仅是个下等的、受压迫的人，而且是个生计都成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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