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四人的中国文学现代化选择，是走一条西方化道路。对中国文学的内在理路，特别是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的是盲视的。五四人一味地觉得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赶超西方的心理在这里起了作用。五四人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文学主潮是大众化、民族化，延安文艺以赵树理等为代表在中方面更是突出，西化浪潮在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再次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再次浮出地表，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中国作家发现，他们在思想上变得天生地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推介“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开始鼓吹“现代派文学”。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朦胧诗的崛起，起先是在北京的一小拨人中间流行，他们在文革禁锢之中，还没有明确的感到西化浪潮，更多地是直觉把这些朦胧诗人挤压到了西化边缘上，当时这些朦胧诗人非常幸运的读到了少量当局内部印刷用以领导阅读和批判西方现代派作品，这使他们不由自主的走上了西化的道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则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88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思想压力之下，探索者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这种困难，不比当初胡适、周作人提倡西化时遇到的低。是以，当时的西化论者在理论上主要采取的是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引进，这样就避免了“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的正面论证是，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是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为一种技巧加以引进的，其讨论严格的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文学观。这只要我们看一看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三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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