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活了下来，还似乎有点儿撒欢的意思，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下等人、受压迫的人、生计成问题的人都应当以死抗争才对，这就是他们朴素的阶级观念。然而也正是有了这阶级的观念，他们就忘记了在现实的生活中阶级只是活得好或者不怎么好的标签，不是活着还是死去的标准。阿Q是个下等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吧，他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谁也不能说：“你活着这样凄惨不如死去。”从存在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的办法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特有的民间化的笑谑与撒欢主义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没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撒点儿欢，撒点儿野，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讯就非常反感中国人的看客心理、麻木心态，他没有见到这种生存形态中狂欢和撒欢中透露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在民族化上，启蒙主义者没有注意到这种民间精神的资源。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没有思考的，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梅光迪就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94”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95”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自然是“伪”的了。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如沈尹默是成功的，甚至这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尹默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请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96”胡适在《谈新诗》97一文中集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大抵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所以胡适会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98。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99，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这种新诗站立在民族根基上的现代化方式。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