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学又是个体论的。与其说文学史学是一种有关文学历史本身的学问不如说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家如何获得文学史认识的哲学上的看法。科林伍德说：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批判性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它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以及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76。文学史学必须从对作为往事的“文学史”的单一理解中解放出来，转而关心文学史家个体性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地与独断的历史哲学划清界限，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以独断论的方式把主观假设当成客观规律应用于一切历史阶段和场合，不仅未加考察就假定了思维的有效性，而且也假定了这种思维成果具有确实性和最终的结论性，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体系性的观点，这种历史哲学是以否定文学史研究的个人性为代价的。今天我们的文学史学应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寻求更加符合时代基准的出发点，即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化局面出发，以文学史家个人为本位立场，使文学史真正成为向着个体理解开放的历史。这是个体论的文学史学的立场，是个体论文学史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基础也是目标。
（二）
文学史研究在相当层面上可说是一种人学研究，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和延续保存于文学本文之中的本真，发现并阐释文学作品中的“真理”，从而使这种“真理”得以再临，以肯定文学作品（作为民族的和世界的珍品）传续真理的价值。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真理”并不是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所谓“客观真理”，经典哲学艺术上的“真理”蕴涵了过多的有关历史的虚妄观念，如历史真实的信念、历史决定论的信念等等，认为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的样子，可以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真实完全的描述，真理是语词与思想的外在符合……。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上帝的观点，因为只有上帝可能是超然于人类和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物，才可能作这样一种比较，才知道是否有此符合，其实在人的世界里这种所谓的符合是不可证明的，如果我们在比较之前并不知道历史的本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拿我们的认识来与它比较呢？如果我们在比较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的认识就是不必要的，比较就更是不必要的了，不过我并不认为在文学史领域里完全没有“符合”的地盘，我承认一个有限的“符合”，在一个符号体系的使用共同体之内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他们拥有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形而上学，他们掌握同样的符号使用规则，这样他们就可能对一个历史问题达成有限的共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相认为是“真理的”。正是这种有限的共识使我们有可能对文学史作出必要的判断，而且有理由和信念希望我们的判断得到别人的承认。这里普特南在他的一相出色的著作中为我们提供的有关“由于对象和符号同样内在于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说什么与什么相匹配（《历史·理性·真理》）”的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普特南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在主体之上的(而不客体上的)符合的图景，符合是指符号与它的使用者的概念图式之内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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