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这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体验性、直观性带来的，它使我们对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总是显得隔膜，而另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太相信经典哲学作为各门学科的元语言的合法性了。
文学史学是思辨性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它并不以具体的文学史的研究直接结合，相反它还要为自己保留一定的理论的超离度，使理论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为自己开拓务虚空间，文学史学并不致力于为文学史家提供一套可以直接使用的文学史观念，它只是打开一个又一个思维的范式，以提起文学史家的警觉，使文学史家们可以脱却过去那种不经思索就将一切先在前提视为当然的习惯，对一切即成原则给以质疑。在自己的面前还没有可以统一一切思维的准绳之时，它唯一可走的路子是质疑，以思的反省性为自己打开出路，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风靡一时的自诩为超越一切历史的元语言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吗？我们在获得自己的立场之前，唯一可信的就是我们的疑问，我们相信它将把我们引向自由与自觉。第一重质疑是本体论的，“文学史”是否象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样是纯然客观的，不以研究主体的先在视野而改变的？我们究竟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在使用着“文学史”一词？它是指那个幽悬于往昔的灰尘中的那个所谓的“客体”还是我们的文学史家通过其主体的向度而陈述出来的文本？第二重质疑是认识论的，它是向着文学史家的质疑，文学史的认识何以可能？文学史家何以有权对文学史说话？他可能怎么说话？说什么性质的话？他又为谁而说？他代表他本人而说，还是代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们而说？他是代表现实而说，还是代表历史而说？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学者，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诗性的人？第三重质疑是方**的，文学史到底是解释学的还是经典哲学所说的“数学和化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它的基本的法则来源于“理解”还是“反映实在”？历史陈述的模式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是唯一的，那么它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通用的社会历史模式？文学史是否有它的特殊的方法？如果有，是不是综合的方法？对一个事件追溯它和其它事件的内在联系，并给它在历史的网络中加以定位是否可能？历史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否可以为统一的理性之思加以把握？当我们这样问题自己时，我们便开始了有关文学史学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