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其中正蕴含着我们需要的某种世界主义精神因子。
换一个角度观察托尔斯泰的言论，我们会发现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人们对文学正面功能的认识也就不同，托尔斯泰的出发点是他的超阶级的宗教意识形态，所以他会写出《复活》那样的宣扬爱、悔、罪等非暴力主义人类意识的作品，而无产阶级作家就有可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出发来写作，如鲍狄埃，作为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他的《国际歌》自然是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出发的，他宣扬的是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武装暴动、阶级对立的主题。这些作品主题的变化都源于作者的不同信仰，正是这些政治信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面貌。不过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政治信仰的方面，按照当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的看法，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们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仰”，还具体地指“那些与社会权力的维护和再生有着某种联系的感觉、评价、理解和信仰的模式，”意识形态是“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13，从这个认识出发，意识形态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他深入地隐蔽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地方，制约着我们对每一件事物的判断。下面一段来自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的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嗜好香蕉很可能仅仅是一件私事。尽管事实上这是有疑义的。对我吃东西的口味作一番彻底的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它们与孩提时期形成的某种经验，与我和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与其他许多象火车站那样社会化的、‘非主观的‘文化因素，有着相当深刻的关联。比这更真实的还有我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的一员所具有的信仰和利益的基本结构，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力争保持健康，性别作用的差异根植于人类生物学，人类比鳄鱼重要得多，等等。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但是，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具有某些‘深刻的’观察和评价方式，它们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加变革，它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我不喜欢多恩的某一首诗，不会有人重重地处罚我，但是，如果我在某些场合说多恩的作品不属于文学，那就可能有失业的危险。”就如特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我们这些常人对衣服颜色的选择、食品口味的选择、语言方式的选择一样，意识形态非常具体地隐蔽地影响着作者的写作，影响了他对“什么是重要的值得描写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值得描写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语句来描述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例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部作品几乎没有传统日本文学的东方色彩，可以说它几乎完全是在二战以后西方意识形态进入日本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一部作品，《挪威的森林》写于1987年，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的西方化导致整个社会的西方化，进而在整个社会在价值观、道德观上也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小说中观念特例独行、行为放荡不羁、出言匪夷所思的那些主人公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