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主要把文学的功用定义在“劝善惩恶”上，孔子被称为儒家的创始人，他特别强调文和道德的联系，提出“有德者必有言”的看法，《诗》是一部文艺作品，但是显然他是把《诗》伦理化的，他把《诗》总结为“无邪”，用“礼”、“仁”的思想来解释《诗》，认为《诗》和道德修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礼记·孔子闲居》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推演开发为“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这样在儒家心目中作为文艺作品的《诗》变成了伦理道德的教科书。这一思想被后世学人所继承和发扬，如东汉王充《论衡·佚文》中指出：“天人之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载。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萧统《陶渊明集序》谓“观渊明之文者，弛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看得出来，萧统之所以特别赞赏陶渊明和他觉得陶渊明的作品能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关。
西方人也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例如托尔斯泰，他就认为通过艺术而得到发展的感情，必然是更为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排挤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他说：“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此。所以就其内容而言，艺术越是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优秀，而越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越是低劣。”12托尔斯泰进一步认为这种感情应当指向一种“宗教意识”，“当代的宗教意识，就其最普遍和实际的应用而论，是意识到我们的幸福（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在于全人类的兄弟般的共同生活，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艺术，任何一种艺术，本身都具有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特性。……但是非基督教的艺术只把某一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一些人跟其他的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还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一切教堂艺术……军事艺术也是这样。……一切外表优美而实质上腐化的艺术，也是这样。这样的艺术是是落后的艺术，不是基督教的艺术。它把某些人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更严格地把这些人同另一些人分开，甚至使这些人跟另一些人敌对。基督教的艺术却是把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的艺术，其方式或为使人们意识到人们与上帝以及与他人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或为使人们产生同一种感情。”托尔斯泰希望产生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艺术，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团结到一起，宣扬一种“从对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的认识中产生感情（例如从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中产生的确信真理、忠于上帝的意志、自我牺牲、对人的敬和爱等感情）以及最质朴的感情（例如歌曲、或大家都能理解的笑话、或动人的故事、或图画、或小小玩偶等引起的恻隐之心和欢乐之情）”。对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来说，很可能把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当成是宗教呓语，但是，在恐怖主义日益严重地侵害着地球村肌体健康的今天，这种艺术观多少是值得我们细细揣摩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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