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疏陈方略，布兵固守。《辽筹》载《答经略熊司马书》有云：“惟清野坚壁，以老其师；设机置炮，以挫其锐；出奇埋伏，以乘其惰；厚集固守，勿轻与战。而奴来不得志则去，因以重困矣。此安危之机，在台省固自有妙算也。”熊廷弼在广集众议，巡视堡隘，刺探敌情，审度形势之后，上《敬陈战守大略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在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镇江诸要口，设置重兵，画地而守，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捉哨探，扑零骑，扰耕牧，轮番迭出，渐进渐逼，使其疲于奔命，徐议相机进征。

    熊廷弼镇辽一年，勇于任事，躬亲徼（jiào）巡，号令严肃，雷厉风行。他整顿了濒于溃散状态的军队，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守备大固，功绩卓著。史评其事功曰：“一时大臣，才气魂力，足以搘拄（zhīzhǔ）之者，唯熊司马一人耳。”（全祖望：《鲒埼亭集》，《书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

    努尔哈赤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见辽东军容整肃，边防改观，便改变了全力向辽东进攻的部署。他把两支军事触角，一支伸向北关，吞并叶赫（见第五章），另一支伸向东部漠南蒙古诸部（见第七章）。据《满文老档》所载，这段时间有关蒙古的记录共二十二条，而有关明朝的记录仅四条。这反映出努尔哈赤对明朝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他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行动。

    如万历四十八年，即天命五年（1620）五月，八旗军两入明边，略花岭山城，俘获约四百人。六月，八旗军“共二万余分为二股，一股自抚顺关进境，总兵贺世贤御之；一股从东州地方直抵奉集堡，总兵柴国柱御之”（《明光宗实录》第4卷）。旋退掠王大人屯等十一屯寨，“挖取窖里粮食”（《满文老档·太祖》第15卷）而归。八月，努尔哈赤带领诸王大臣统兵围懿路、蒲河，兵临沈阳城下。熊廷弼乘马趋救，督将策应。八旗兵退屯灰山，后撤回界凡。努尔哈赤因师行不利，令将十余名官将捆绑，额亦都自缚请罪。九月，八旗兵又进入懿路、蒲河地方，抢掠粮食，被贺世贤率兵斩杀八十九人。

    但是，正当明朝辽东形势初步好转，后金挥戈南进屡受挫折的时候，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万历四十八年即天命五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死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皇帝位，是为光宗泰昌帝。但九月初一日又吞红丸死于乾清宫，“一月之内，梓宫两哭”（《明熹宗实录》第1卷）。朱常洛长子朱由校袭受皇位，是为熹宗天启帝。时“三案构争，党祸益炽”（《明史·光宗本纪》第21卷），天启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已，互相讦告。熊廷弼虽在边防劳绩可纪，但他性刚直，拒援引，不徇私受贿，也不曲意逢迎，得罪了一些人，成为党争中的被攻讦者。

    光宗暴死，熹宗初立，党争激烈，而封疆议起。刘国缙和姚宗文先挟私鼓煽同类倾陷熊廷弼，他上疏自辨；御史冯三才、顾慥（zào）、张修德又疏劾熊廷弼，他再疏自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明熹宗实录》第2卷）给事中魏应嘉等复连章攻劾，朝廷派袁应泰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被挤下台。他含愤抗辨道：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qiǎo，脸色改变）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埸事，当听疆埸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

    熊廷弼先后五疏，极辨边吏得不到君主的信任，针砭了当时弊政的要害。明廷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正是自坏长城。

    袁应泰代熊廷弼为经略，薛国用为巡抚。袁应泰受职后，杀白马祭神，愿与辽事相始终。但他“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明史·袁应泰传》第259卷）。熊廷弼在辽，部伍整肃，法令严，守御为主；袁应泰则宽纵将士，妄自诩，谋取抚顺。袁应泰改变熊廷弼原来部署，撤换许多官将，造成前线混乱；又收纳过多蒙古和女真降人，混入大量谍工，阴为后金内应。

    后金在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治变化的时候，既有胜利，也有困难。后金灭叶赫，抚蒙古，女真实现统一，势力空前强大，军队约有十万人（《熊襄愍公集》第3卷）。同时，辽东大旱，赤地千里，年荒米贵，石米四两（《明光宗实录》第7卷）。后金人口增多，粮食奇缺，数以千计的女真人南丐东乞。后金汗为摆脱经济困境，度过灾荒，需要向辽河流域兴兵。但熊廷弼任经略使努尔哈赤原拟进军辽、沈的计划推迟一年多。经过耐心地等待，向明进兵时机终于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善于等待时机，巧于捕捉时机，是努尔哈赤聪明机智的火花。努尔哈赤紧紧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党争益烈，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辽东大饥，边防紊乱的有利时机，向辽、沈大举进兵。

《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