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成功的一个前提是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父、祖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尔哈赤后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统治的衰落与腐朽。因为建州女真毕竟是明朝全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进退，要受明朝总政治形势的制约和影响。当中央王朝强固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而称雄统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杀即是例证。当中央王朝衰落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兵统一称雄，则是可能的。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像一座柱斜梁倾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明嘉靖朝的败落腐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四个焦点——外部的“南倭”与“北虏”和内部的“廷衰”与“边弛”，明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竭。“南倭”之患，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重耗库藏。
“北虏”之患，正统之后，尤为剧烈。正统己巳之变与嘉靖庚戌之变，皇帝被俘，京师被困，声威大减，元气大伤。其时，“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及黄台吉支党”（《明神宗实录》第9卷），内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十余年间，蒙古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宣大总督方逢时疏言：“俺答益称雄桀，攻克诸部，虎踞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五十余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廓丘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梗，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5卷）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明神宗实录》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发京边用银共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二百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明世宗实录》第456卷）。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四百五十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天下财赋岁入还过四百万，北虏款贡侵淫至今岁费三百六十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明神宗实录》第262卷）。
“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断，使得明朝兵马疲惫，帑藏（tǎngzàng，国库）匮竭，“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明世宗实录》第351卷）。历史表明，“南倭”与“北虏”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与“边弛”则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廷衰”与“边驰”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内朽外虚。嘉靖帝一意修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败坏吏制。他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预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带，“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明史·邵元节传》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库，以符水祷祀见幸，“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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