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后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甚至罢官闲居十余年的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男女之尿为长生药，因得“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顾可学传》第307卷）。时人有“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之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第2卷）。
嘉靖帝好大喜功，繁兴土木，天地分祀，修葺西苑，建三殿，缮二宫。如朝鲜进香使郑百朋在京所见云：
方大兴土木之役，其于阙门之内，土木瓦石等物积如后丘山，千官由其罅（xià，缝隙）隙出入，而礼部尚书夏言董其役事。又于阙内，方造延禧、敬圣二宫，此为皇帝祈祷之所，皆穷极奢侈云。九庙之梁，别作于他处。而至于迎梁之日，阁老及千官，皇帝落点随卫，而皆插花于头，肩荷红袱。梁之数七，而皆以金为饰。担一梁之人，厥数百余……又闻赴役之人，一日三万余人，而皆偿民佣之。故匠人则日给银七分，军人则日给银三分，耗费极矣云。（《李朝中宗实录》第80卷）
他生活糜烂，广采宫女，动辄千计。宫女受欺凌，遭笞楚，便演出一场“壬寅宫变”之剧。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谋缢杀嘉靖帝。据朝鲜使臣至京见闻，后奏其国王云：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见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尸首。问之，则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用力缢项，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则气息垂绝，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尚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李朝中宗实录》第99卷）
时嘉靖帝鼻孔流血，气息已绝。经御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明史·吴杰传附许绅传》第299卷）。嘉靖帝自“壬寅宫变”后，更“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所以，史称“世宗自甲午以后，三十余年不视常朝”。
其“廷衰”与“边驰”，相为表里。“边驰”之弊，嘉靖以来，日甚一日。那个“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的嘉靖帝，三十余年不视朝，“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谣云：‘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集》）。财用不足，信用才士，“点金”成钱，以充国帑。明朝中叶以后，辽东军备日驰。内臣贪黩，边将骄纵，牧地侵占，苑马倒失，屯制破坏，军伍逃亡。辽东明初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毕恭：《辽东志》第7卷）；但至嘉靖朝，军屯制逐渐破坏，“名虽在册，军已逃亡，屯田半废，行伍空虚”（《明穆宗实录》第13卷）。辽东边备废弛，官兵掩败为胜，滥杀冒功。这种倒行逆施，既使辽东明军愈加兵衰势弱，也使辽东边民愈加离心背明。
总之，“南倭”之祸，“北虏”之扰，内廷之衰，边备之弛，都表明嘉靖年间明朝已经由强盛走向衰落。如《明见·世宗本纪》论曰：
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世宗本纪二》第18卷）
“因以渐替”，即是说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转衰。明朝的衰落，这就为满族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由什么人利用这个客观条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还需要有其主观条件。努尔哈赤的前述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他个人诸方面条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