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解放后，我才弄清自己的身世。
土改即将开始，父亲因为拥有一百亩土地，肯定是要划成地主的，楚怀北临解放时逃去了台湾，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政治上不利的因素。每当听到同事议论别人的出身时，心里就感到十分纠结，也特别敏感，以为是在影射自己。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回家去。
在我给钟鸣的信中谈到我的忧虑时，没想到他的回信让我大吃了一惊，他说楚尚德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而是我的一个远房伯父。我的亲生父亲叫楚尚奇，原是洲上一个渔民，三十岁了仍然光身一人，穷得家徒四壁，老娘去世时竟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正当楚尚奇为棺材的事心急火燎，不知所措时，楚尚德过来吊孝，看见婶娘仍然躺在里屋的草席上，就知道楚尚奇置办不起棺材，磕过头后他对楚尚奇说，你到我屋里去搬几块杉木板来，赶快请木匠给你娘打副棺材，我要你嫂子再给你送几升米过来。楚尚奇当下就在楚尚德的面前连磕了几个响头。
1926年冬湄河闹革命，楚尚奇被推举为湄河县东河区农会副会长，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副会长，是因为他有一只打渔的划子，可以为农会干部往来过河提供方便。1926年年底，东河乡农会斗地主，在地主的名单中，楚尚德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还排在靠前的位置。楚尚奇借口家中有事，向农会请了假，连夜回到洲上，把这消息告诉了楚尚德，楚尚德闻讯后赶紧坐船去了省城长沙，躲了几个月才回来。在随后的斗地主中，东河区斗死两个，斗残三个，斗病五个，楚尚德因为去了长沙才幸免于难。
等楚尚德回来时，楚尚奇和几个农会的骨干已经被县保安大队枪决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我出生不久，因为母亲要改嫁，我的去向成了族中长辈们担心的问题，这时楚尚德发了话，说愿意收养我做儿子。于是，我便过继给了楚尚德。
钟鸣以为我自己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所以一直没跟我提及过。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惊又喜，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可是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绝情，父母毕竟养育了我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他们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从来没有另眼相看。
钟鸣告诉我真相之后，我还是想回去当面跟父亲核实一下。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51年春节。年三十的下午，单位的人都回家了，我虽然不情愿，却也不得不回到了洲上。
洲上的梨树已经完全落空了叶子，只剩下一些枝枒冷冷地叉向天空。走近槽门，看不到半点过年的景象。往年这个时候，都是父亲自己写了对联贴到大门上，门楣上还挂着两个红灯笼，今年的槽门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父亲看见我回来，嘴角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几个月不见，他看上去明显老了，身子骨比以前佝偻了许多，说话的口气也变得虚弱起来。他的个头本来就不高，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时，他比我还略矮，现在就更显矮了。
“回来了？”父亲跟我打招呼。
我嗯了一声，就进到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竟不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甚至连多看他几眼都不愿意。直到很多年后，自己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儿子永新看我的眼神里透着一种不屑和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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