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能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吃饭的时候，父亲问我喝不喝酒，我摇了摇头，只顾低头吃饭。母亲要我吃这吃那，我只是嗯嗯地应着，全然没有一点过年的热情和兴致。父亲见我不喝酒，就自己倒了一小杯，闷声不响地喝了几口，便不再喝了。
吃过饭，父亲在客厅中生了一盆炭火。解放后，原来在我家做事的几个长工和佣人，都相继辞了工，所以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我坐到火炉边，寻思着怎么跟父亲开口，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拿着他的那根烟筒，吧达吧达地吸了几口。
“爹，我想问你件事情。”在他重新上烟丝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来说道。
“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说。
“我是不是楚尚奇的儿子？”
父亲惊愕地看了我一眼，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你知道了就好，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的。”父亲将烟丝上到了烟嘴里，却没有点火，拿着纸煤的手僵在了那里。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以前你小，怕你想不开。”父亲解释说。
我低下头，沉默着不说话。
“你不是我的儿子也好，免得受牵连。”父亲叹了一口气说。
我听了他这样说，心中不觉一热，差点要流出泪来，对父亲的敌意一下子少了很多。
“马上就要土改了，你不要做顽固派。”我忽然想到要叮嘱他几句。
“土地分了就分了，钱财身外之物，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不要靠土地过日子了，我也想得通。”父亲说，他对于新的政策，似乎早已有心理准备。
“有什么金银财宝，到时要交就交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我提醒他说。
“哪里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前年为了把你从牢里救出来，还把岸上的十几亩水田卖了。”父亲感到有些委屈地说。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了，可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的北风，呜呜不停地刮着，不时可听到附近人家传来的鞭炮声。我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既为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感到高兴，可又为父母的命运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不知道这个家庭将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命运。
第二天吃过中饭，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梨花洲。母亲问我大年初一怎么还要上班，我说单位有事。其实单位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父亲在一旁看着，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神情显得有些失落。我跟他淡然地道了一声别，便出了大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很多年后，每当回想起我离开时他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张失落的脸，心中便觉愧悔不已。
随后不久，县委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我坐在后排负责记录。东河区委书记董汉军在汇报东河的情况时，忽然话题一转，谈到干部家属的问题，说有些村的农会在批斗地主时有所顾忌，因为这些地主是干部家属。董汉军是和武书记一起南下的干部，瘦高个，小眼睛，留一个平头，说一口山西话，一看就是个机灵人。
董汉军说这番话或许并非针对我来的，因为干部家属是地主的，并非我一人，但我听了却感到这番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是东河人，我的父亲又是地主。
武书记口气颇为严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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