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船头，悠闲地吸着烟筒。我望着宽阔的河面和无边无际的天空，心中暗想，自己终于要离开这个偏僻的地方了，去一个广阔的让人期待的新世界。
湄河到长沙每天只有一趟公共汽车，到了汽车站，父亲去买了票，然后领着我到了候车的地方。临上车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我，嘱咐道：“到长沙后写信回来，少让你妈操心。”
我嗯了一声，皱了一下眉头说：“知道。”
父亲将行李安放到行李架上后，才独自一个人下了车。他似乎仍有些不放心，走近车窗旁再一次叮咛我：“怀南，到了长沙好好读书，莫跟别人去闹事。”他所说的闹事指的是参加革命。
“好的。”看着别人注视的目光，我有些不耐烦地应付道。
汽车终于上路了。一路上，到处看得见被烧毁的农舍和树木，虽然零零散散地新搭建了一些茅草房，但大都低矮简陋。汽车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沿途便有不少农民提着竹篮前来叫卖，这些农民衣衫破旧，神情萎顿，连年战争已使他们处在了最贫困的状态。中午我从一个老大娘手里买了两只鸡蛋，从一个小姑娘手里买了一只烧饼，那烧饼还有着火炉的余热，吃的时候，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面粉香。
汽车一直开了四个多小时，才慢慢驶进了省城。城里的景象远不如我想像中的那么繁华热闹，到处是低矮的建筑，破烂的房屋，街道拥挤不堪，铺在地面的柏油路，露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泥坑，一些被飞机炸毁的房屋，由于无人清理，仍然又黑又脏地葡伏在街边。刚刚从抗战中喘过气来的城市，已经元气大伤，这些年不仅没有搞任何建设，反而在战争中毁掉了无数的房屋。
下车后，我拿着钟鸣的信，按照信上的地址去找他。钟鸣租住在黄兴路一户人家的木楼上。我到的时候，他还没有下课，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面相十分和善，见我是钟鸣的同学，十分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上钟鸣的房子中。楼上共有两间房子，一间堆着些杂物，另一间便是钟鸣的宿舍。房子很矮，屋顶稍微比人高一点，里面各种物件都紧紧地挤在一起，中间摆着一张床，如果要到床那边去，必须贴着墙才能走过去。墙壁上糊着很多旧报纸，用来遮挡破了的墙壁，可见房东也不是个宽裕的人家。
窗户临街，我走到窗户前，看了看下面的街道。街道很窄，大概只有两辆人力车那么宽，房子屋檐挨着屋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因为闲着没事，我便拿起桌上的书看了起来，一本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我躺到床上，读起了《牛虻》，正读得津津有味时，听到有人上楼梯，出去一看，是钟鸣回来了。他见到我高兴地叫了起来，说：“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呢。”
“我爹首先不同意，争取了才过来的。”我说。
“永玉和仲甫刚开始也说要来，可最后都没来了。永玉教书去了，仲甫则去了他父亲的厂里做事。”钟鸣告诉我说。
第二天，钟鸣带我到中南文理学院去报名。钟鸣读的是法学专业，我本也想报考这个专业，但法学系已经招满了学生，我只好改报历史专业。因为学校恢复招生不久，报名的人不多，所以很容易就考了进去。
我到省城后，记着父亲的嘱托，决心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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