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改革吏治。由于直言不讳，触怒了武宗和当朝权贵，被降职为翰林待制。不久又被罢官为民。
元英宗继承皇位后，他被重新起用，并一度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参与中书省的工作。适逢元宵节，皇帝打算在宫禁之内张挂花灯做成鳌山，他就上奏给左丞相拜住。拜住将奏疏藏在袖子里入宫谏阻，奏疏大概说：“元世祖执政三十多年，每当元宵佳节，民间尚且禁灯；威严的宫廷中更应当谨慎。现在皇帝打算在宫禁之内张挂花灯，我认为玩乐事小，影响很大；快乐得少，忧患很多。我希望（皇上）把崇尚节俭思虑深远作为准则，把喜好奢侈及时行乐作为警戒。皇帝大怒，看过奏疏之后又高兴地说：“不是张希孟不敢这样说。”于是取消了点燃花灯的计划。就赏赐给他钱财布匹，来表彰他的正直。另外，在此期间，他还与一干人等，恢复和主持了元代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士科考，对元朝政治文化的发展贡献很大。他敢于直言犯谏——武宗时，曾因议立尚书省事，大违当政者意，被构罪罢官，他恐遭祸，变姓名逃去。英宗时又曾为内廷张灯为鳌山事上谏而险遭不测。他一生奔忙，为“百姓不苦”这个几乎不可以实现、也毫无功利可言的理想而呕心沥血。他“去官十年”，百姓“犹为立碑颂德”，这样的功德不是区区一介贪官乃至一般的清官可以配得到的。这的确是后人怀念他的双重理由：一方面是他关心国运民瘼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他淳朴自甘、幽居不名的淡定情怀。
宦海沉浮，他看够了政治名利场的极度无耻，王朝专制机器的恐怖无情，更领教了人心的萧条黑暗，并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画像。同时，他也只能尽力劝告——在特殊的时候，散曲是他的枪呢。他作曲道：“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吃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篋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
“萧墙外拥来抢去，筵席上似有如无。奏事处连忙的退了身躯。甫能都堂中妆样子，却早怯烈司里画招伏。知他那驼儿是荣贵处？”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无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我每读他这几首曲子，都酸酸苦苦笑个不已：贪官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曲子辑录进对干部们荣耻廉政教育的教材里呢？！心内疑叹后，又半明半白：六百八十年过去，历史的旷野上，星火，野火，烈焰，又燃烧过几轮回，原上草之根都成灰泥了吗？人呢，只怕几乎个个百炼成钢了。什么能动摇得了一颗贪污腐败的心呢？
因此，他哪有时间去做一个专业作家呢？也没有独善其身的资格——也许别的散曲作家有，就算别的散曲作家都有，他也没有。文学的良心和政治的良心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流传下来的一百六十多首散曲多是在、借口奉养老父、辞官归里后的八、九年间所作。归田之后，他轻松自如的心情跃然纸上：“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双调·水仙子]），“挂冠，弃官，偷走下连云栈，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杨岸。”（[中吕·朝天曲]），句子无不饱满湿润，轻灵如飞。在散曲[普天乐]？《辞参议还家》中写道：“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更是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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