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什么不是捉对儿而行呢？文明与堕落、压抑与释放，很多时候，我们总想抵达某个高度；但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在它的中间或边缘地带徘徊。
他同情和爱慕那些边缘化生存的女子们，流传至今所写的209首小令纯写女性的就有88首，11首套数就有10首写女性或男女之间的纯洁深厚的感情，仔细算算，这两项倒占了他散曲总数的40%多……那些描写对象大多是艺伎。那些意象简白造句生动的好文字，就像白纸上游动的小蛇，它们的毒蛊，沿着黄昏一寸寸滑行，制造了微澜，一点一点渗透到你我的指尖，殷红，热烫，肿胀，不可阻止。
他对女性题材的热衷及与描写对象的疏离感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观上是他注重自己的仪容俊美，且辞彩绮丽，文思敏捷，具有对艺伎作文字速写的能力；客观上来看，作为无权无势而能经常出入舞榭歌楼的清客，好像只有在宴间写写吹捧艺伎的小令，即变相恭维艺伎的供养者，称羡他们的雅性与豪富，做一架织曲子的机器，总得顾及到那些毫无审美眼光的“买家”，这样似乎才可以在夹缝里生存下去。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点：自己必须用笔活跃晚宴上的气氛，使得大家都高兴才可以。但作为士大夫阶层文人的强烈自尊心，又使他时时装着“以威严自饬”，其实也正证着，他对现实的失望较之张可久之类应更厉害，只是大悲反倒无声而已。“以威严自饬”，不过是强按失意和痛苦、基于心理防御机制的文饰表现罢了，却也规避了向四周央求申诉的小气，像尖利的山风收住了锐角，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
也许正因为这种威严自饬令人敬畏得文饰的外表，造成了他“平生湖海少知音”（钟嗣成语）。唉，一个有尊严的人生，和一个有温暖的人生，哪一个更重要呢？
在他之外，此时期其他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还很多，如宫天挺、秦简夫、金人杰等。他们和他一样，大多原籍北方，统一后南下定居……国也不国，家也不家，没有地位，缺乏信仰，来去皆无定所，身份语焉不详，是元朝不折不扣的过客。
也因此，虽然亲密，他还是在有意无意间在描写分寸上拉开了与描写的女性对象的距离，也因此可能看得更清晰和美好了。这种矛盾的创作心态在元中后期，在被玩世大潮挟裹的曲作家群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应了一句诗：“煮熟都为稻粱谋”。其实，这种想法是很要命的——如果说元曲是有命的，那么，这种思想当然会要了元曲的命。好在他还不是那种人——从他的曲子里你可以得知，作曲子时，他眼里中只看到曲子，只有曲子所描绘的对象。更好在，哪怕他多少有点像那种人，心理上被伤害，曲子本身却无论如何是没有荣辱的——它们在那里，各自活着，舒展自在，一句吟哦一个字，以至一个句读，都叫人感动。
这样的吟哦这样的字和句读，叫那俗不可耐、趣味淡薄的饭局酒场都有了雅气息。就像中国画里的一枝牵牛，本也没什么，一经品题，就出了彩儿。
应该说，他的曲子较之其他作家另外有一样儿好处就是：他对艺伎群外貌美的客观描写，为我们得以推断和想象元代的服饰与美容情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真实展现了艺伎的部分生存状态——这是需要历史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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