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可能去研究并改革清廷制度，以此去改写中国命运。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总兵以上将领平均年龄超过61岁，最大的已经74岁。而日本旅团以上将领平均年龄
只有48.7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山县有朋也才只有56岁，而且日军大多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新式军人。在普通士兵中，作战清军年龄老化、幼化严重，既有胡须花白的老兵，也有身高不及兵器高的娃娃兵，受教育程度低，是一支名符其实的老弱病残幼之师，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如此的两军对峙决战，无疑如同鹰与鸡的
对垒。“定远舰”作战参谋吴应科是返国“留**童”之一，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即英
雄），但他在悲愤之中，把得到的勋章用军服包裹着扔入大海。国恨家仇，甲午惨败后国人莫不愤恨，回天无
力的有识之士更是悲愤不已。哀莫大于心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在悲愤绝望之中杀身成仁。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有大批英才上忧社稷下忧黎庶，却欲报国保家而无门，庸才甚至蠢才却占居重要位置误国误已。因此，甲午惨败，败在人才。
▲其三：精神。古人云：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精神决定状态，精神决定成败。一个悲情的时代，必然有一个麻木混沌的精神状态。在痛陈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李鸿章曾讲“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纵观中国浩瀚历史，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蒙元帝国，一个属于英雄辈出的时代，必然有高昂向上争锋天下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民众，都无不心系社稷，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为君者心系天下苍生，为臣者舍我其谁，为将者冲锋陷阵。历史也表明，只有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民众爱国家，方能纵横寰宇无敌于天下。
否则，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懈怠萎靡，贪图安逸享乐，自我麻痹大意，为将者贪生怕死，执政者互相拆台，则不打即垮，不战即败，误国误已，祸国殃民。在大清王朝晚期，皇室贵胄和官僚大臣虚骄奢糜，妄自尊大，信仰体系崩塌，精神支柱匮乏，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孔孟之道，却只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忙碌于为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上下钻营，明哲保身，已经失去了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沦落为谋身求利私器。公元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清朝军队，进驻通州，直逼京城，年仅31岁却沉溺于鸦片的咸丰帝带着近臣和后妃仓皇北上，避走热河，留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都和崩溃离散的人心。而当时的清廷衙门中抽鸦片之风盛行，甚至有些官僚不得不雇人代执公务。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此精神颓废的时代，又怎么能奢望产生登高望远、把栏杆拍遍的英雄情怀？又怎么能奢望拥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无畏精神？一支丧失斗志的军队，更是如同一只引颈待宰的羔羊。在世界丛林法则中，软弱可欺者必不自保。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大清王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软弱无能任人欺辱，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6月，西乡从道率军入侵台湾，总理衙门与日本理论，日本在理屈词穷之际竟然索要兵费，最后支付“恤银”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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