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此次试探性挑衅行为的胜利，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公元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硫球，随后又把侵略势力延伸至朝鲜半岛。甲午战争爆发后，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作为大清军队劲旅的绿营官兵精神萎靡不振，行军场面令路途围观者无不绝望至极：“人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
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曾先后两次派舰队出访日本，上岸官兵与日本民众发生冲突，舰上官兵居然在炮管上“凉晒衣物”，在作战室玩游戏，这些都令日本有心人观察到后纷纷窃喜不已，认为大清海军虽大不壮，不以为惧，日本海军将领更是由敬畏变成藐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道：驻守保定的清军听说要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军，官兵无不失神失色，恐慌万分，彻夜难眠，开拔之日鬼哭狼嚎，如同送丧出殡。
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大清王朝十分重视东北的防御，清军甚至还在鸭绿江畔修筑了一条结构坚固、堡垒遍布的长垒，但纵使如此，日军枪炮一响，防守的清军贪生怕死，四处逃窜，不打而败。见侮而不斗，乃军人之大辱。大清军队军纪之松散，精神之懈怠，可窥一斑。与清军的精神萎靡不振相反，明治天皇驻守作为最高战争指挥机构的“战时大本营”，伊藤博文等极力为他打造“军人天皇”形象，建立起“战时体制”，大肆宣扬“天皇亲征”，以鼓舞士气。日军官兵无不是陷入战争的精神狂热中，甚至很多人抱着武士道精神一心以身殉国。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国内媒体浓墨重彩报道战况，给日本民众洗脑，鼓吹对大清之战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和“救亡之战”，驻外日本外交人员也纷纷在报刊上撰稿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投入战争是代表了文明进步等等，鼓动和渲染战争士气。
大清的《点石斋画报》则常以天马行空般小说式的虚假新闻迎合大众，甚至连前线溃败都被报道成大捷，对于凝聚民心士气对抗日本有害无益。战争对峙的双方，清军是高而不大，萎靡退缩，日军是矮而不小，咄咄逼人。因此，甲午惨败，败在精神。
▲其四：技术。视技术为奇巧淫技，还是作为关系发展存亡的大事；单纯依靠引进技术，还是坚持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注重自主创新，是中日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重要差别，导致北洋海军在战争中快速惨败。事实上，大清王朝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技术革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必须坚持对外引进与自主研制并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重视对新技术在引进中创新。日本海军对购买的舰船、武器等在熟练掌握性能后，制定自主制造的时间表。早在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就在长崎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即长崎制铁厂，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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