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如果洞察日本的战略意图，可以在公元1894年之前尚保持战略优势之时先发制敌。即使坚持战略防御原则，那么也可以韬光养晦，避免过早刺激日本。祸莫大于轻敌。战略上的轻敌思想，在清廷上层官员中根深蒂固。早在公元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以朝军在事变中杀死日本军官为由，立即派出海陆军前往朝鲜兴师问罪，8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抵达朝鲜，迅速控制住局面，日军不战而退，进一步深化了清廷官员“弹丸小国不足为惧”的轻敌思想。因此说，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罪责主要在掌控中枢权力的臣子。因为，我们无法苛求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慈禧太后比浸淫学海数十载且深谙权谋之术的臣子们拥有更高超的战略洞察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大清王朝在战略上出现的重大误判，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直接导致甲午惨败。刘亚洲同志在《大战略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远没有认清过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赶未来；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摔倒，却又匆匆地赶路。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战略一旦失误，难以弥补。身处一个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却坚守着落伍而不合时宜的战略，又如何不头破血流？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战略。
▲其二：人才。政贵得人，不贵得官。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数千年来，选才历来是一个朝廷的头等大事。历史表明，英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脊梁。大才可以救国，中才可以治国，小才可以利国，而庸才误国，蠢才祸国。泱泱大清王朝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因，囿于满汉之分，有人才而不育、有英才而不用，对汉族精英人才进行排斥，是大清王朝吞下败战苦果的重要原因。扶大厦之将倾的安邦治国之才，必须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此时，要救大清，必须放手让良医一搏，如医治顽疾一般，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延续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越来越走向重视八股、归于清流的极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们终日穷经据典，两耳不闻窗外事，纵使学富五车，又有何益？不把真才实学用于国家和民族，为拯救中华民族施展才华，而是终日蝇营狗苟，为个人利益穷于算计。公元1864年，李鸿章就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出公开选才，以弥补科举制度之不足，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公元1875年和公元1877年，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先后奏请选送两批30多名学员赴英法留学。公元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所有的留学计划被迫取消，一大批留美学童被迫返国，错失培育英才改变国运的大好良机。有人才而不用，使人才无用武之地，是大清王朝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甲午战争中，即使李鸿章身边，也聚集了一批留学返国的人才和海军船政专业人才，但因派系林立，用人制度扭曲，都被排挤在外。此时大清王朝的人才被严重边缘化，他们进入不了重要岗位，参与不了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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