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精心设计的“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孤立慈禧太后，拥光绪真正亲政“的博弈计划是缜密而可行的。
然而，由于光绪的浮躁不安，急于求成，导致这计划因翁同龢的开缺回籍而搁浅，更让翁同龢感到痛心的是，康有为等人挺而走险，矫旨并酝酿了一起“围园杀后”的阴谋，不仅彻底地破坏了他的计划，也使光绪背上“欲谋杀太后“的罪名被慈禧太后幽禁于中南海瀛台。
当维新宣告失败、光绪被幽禁、太后复出垂帘听政等不幸的消息传至江苏常熟，这位三朝元老、两代帝师，禁不住老泪纵横，整日念叨着曾经日夜相伴着的皇上，不上几年，忧郁而终。
不过，他的心血也有结晶，若干年后，袁世凯的新编陆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走上了政治舞台，走向了共和。
正是因为翁同龢这段话，使袁世凯对康有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出于戒备心理，从这以后，凡是维新党的活动事宜，他不再出面，或仅是派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人参与。
这次入京，原以为只是朝圣这么简单，想不到的是，一份所谓的“密诏”，把他卷入波峰浪谷之中……
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成为后人最为争议而带着浓重色彩的一笔。由于前中共首席理论家陈伯达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袁世凯》这两本具有意识形态思维的书籍，故后来大多的正史或野史都把一代枭雄袁世凯钉在“窃国大盗、卖主求荣、开历史倒车”的历史耻辱柱上。
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告密？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几乎达成一致口径的事情经过是：戊戌年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请训后，当晚回天津即向荣禄告密……
除了这一说法外，也有史学家认为，袁世凯回天津后，并没有告密的动机与意向，因获悉太后发起政变的信息，为求自保，第二天才向荣禄和盘托出康有为等人“围园杀后”的计划，致使事件扩大化、尖锐化，虽说不是主动告密，但告密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不容质疑。
以上这两种版本，情形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时间与性质上的区别，前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慈禧太后的政变，后一种说法是撇清了政变和告密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人们不断地挖掘，一些历史真相也就浮出了水面。根据袁世凯写给堂兄袁世勋的家信可以看出，百日维新中，袁世凯确实是充当了告密者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尤教人吃惊的是，告密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当时杀气腾腾的京城。
维新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以失败告终，反思之余，人们往往把光绪革掉六部堂官的事件视为是慈禧太后搞政变的引火索，却忽略了一个反变法的急先锋，他就是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
杨崇伊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是亲家，来往甚密。甲午国耻后，李鸿章被逐出权力圈，待在贤良寺冷眼观世，所以，他对维新党很不以为然，甚至背地里散布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言论，这对崇拜他的杨崇伊而言，影响力非常之大。
1895年11月，杨崇伊由翰林院编修转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就职后迫不及待地向维新党发起了进攻，上疏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