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美国记者、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讲道：“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他对国民党报刊的记者们宣称：“我们不仅信仰共产主义，也信仰三民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坚持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党现时的政治纲领是完全一致的。”他向美国记者韦尔斯介绍道：“国共和谈仍在进行，最重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总原则在于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任务。”在与外部的作家、记者接触的同时，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博古主管党的舆论宣传工作，负责组建新华社、广播电台，培养一支文武双全的记者队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领袖群伦气概豪，图存救亡不辞劳。统一战线顺民意，文韬武略筹谋高。

    再说上海救国会的“爱国七君子”被捕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置若罔闻，仍然决定将他们押往江苏高等法院，进行开庭审判。在七君子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被分开关押于苏州法院前街看守所，其余六人被关押于苏州监狱内。其时，沈钧儒已年过七旬，德高望重，阅历丰富，他告诉同室难友：“估计我们的案子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如果当局要分开羁押，或用别的阴谋进行分化，大家就以绝食相对抗。”李公朴道：“沈老说得对，我们要团结对敌。大丈夫行走天下，能屈能伸，我们要以法庭做战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当局的阴谋。”七君子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在等候审判的日子里，依然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执着的坚持进步，时刻准备着为国献身。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每日坚持读书写作，从容应对，在逆境中顽强抗争，义无反顾。

    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审讯，由于七君子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他们以真诚的爱国精神和渊博扎实的学问，在法庭上向敌人展开了一次有一次犀利的攻势。法庭理屈词穷，只好故伎重演，用拖延“侦察期限”的办法，企图达到长期羁押之目的。

    1937年3月，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施展阴谋，一面散步谣言，制造假象，声称立即释放七君子，以缓和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情绪；一面派出党政要人进行诱降。南京政府司法部长王用宾等人劝告七君子，侦察期满后，本案不会提起公诉，但要求七君子在恢复自由后，都必须到南京与当局开诚布公地谈话，使政府与人民、当局与救国会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除。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浙江省绅士罗天霞到狱中探望沈钧儒，声称：“只要大家发一个声明，以示悔过；再到反省院办个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对此劝降举动，七君子异口同声，严词拒绝。大家一致认定：爱国无罪，抗日无罪；既然无罪，又何须“悔过”？何须“反省”？

    国民党当局看到七君子不吃“软”的，就决定来“硬”的一手。经过一个多月的拼凑，检察院送出了《起诉书》。《起诉书》蓄意歪曲、恶毒攻击救国会的主张，不惜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给七君子罗织拼凑了“十大罪状”；妄图置七君子于死地。与此同时，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救国会聘请了五位最有名的律师，组成强大的辩护团，准备在法庭上展开尖锐的合法斗争，以进一步扩大救国会的影响，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1937年6月11日，开庭审判如期举行。江苏高等法院内外，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数千名各界群众、家属、记者闻讯赶来，准备旁听。国民党当局本来宣称是公开审判，但等到门外挤满听众后，法院却贴出布告：“禁止闲人旁听，所有已发出的旁听证一律无效。”对此无理决定，听众无比愤怒，纷纷表示强烈抗议。著名绅士张一麟、张菊生、沈卫、陶家瑶挺身而出，昂然走进法院进行交涉。在法庭内，七君子得知不准旁听的消息后，无不极感愤慨，一致表示：“不准旁听，算什么公审。”“如此公审，我们拒绝发言。”在场的律师亦宣称，要以沉默表示抗议。经过众人的抗议和交涉，法院被迫做出让步：允许新闻记者和家属旁听，其它人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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