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提交了一个坚决剿共的政治议案。会议经过激烈争吵，接受了宋庆龄等的提案，否决了汪精卫的提案；抗日派的势力大为增长，亲日派的气焰严重受挫。

    会议期间，蒋介石苦闷彷徨，立场动摇。西安事变对他刺激太大，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既对共产党猜疑极深，又对共产党人的宽洪大量佩服有加。他既放不下国家元首的架子，不愿与“**”平起平坐，又不能自食其言，背弃在西安所作的承诺。在艰难的选择之中，他默许了抗日派的各项主张。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旧使用了**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与中共的条件基本一致。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倡导的“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会后，南京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积极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给红军拨发军费三十万元。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策的进一步转变，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潘汉年、叶剑英等在庐山、杭州、西安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及其指挥，苏区的地位和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由于蒋介石迷恋帝王驾驭之术，缺乏诚意，设置重重障碍，致使谈判进展极为艰难。蒋介石及其代表多次拒绝中共的合理要求，借两党合作之名，行“根绝赤祸”之实，企图收编红军，分割陕甘宁边区，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蒋介石甚至公开提出：“既然国共合作，红军就要被收编。朱、毛也可以离开军队出来做事，我看还是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考察为好。”周恩来针锋相对，坚决回击道：“你这不是要我们共产党群龙无首吗？假如我们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你能答应吗？”蒋介石道：“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其它的政党、地方军队都必须取消。”周恩来笑道：“蒋先生，你这是封建皇帝的逻辑，不符合时代潮流。如今是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是时代潮流，各党各派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面对日寇的猖獗侵犯，守土抗战不能靠一支军队，不能搞**独裁。”双方分歧太大，谈判屡次搁浅。蒋介石退居幕后，遥控宋子文、顾祝同、贺衷寒等出面谈判，出尔反尔，争论不已。先后谈了数月，亦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当周恩来在庐山谈判时，毛泽东在延安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先后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应红军大学邀请，亲执教鞭，系统地讲授哲学、军事理论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积极培养政治、军事干部。

    西安事变为陕北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岁月，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作家、国民党统治区的记者陆续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不厌其烦地接待，不失时机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力扩大影响，争取进步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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