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关押。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想公开逮捕、杀害七君子，摧毁救国会，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必将激起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坚决反对。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一面竭力营救，一面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宋庆龄主持召开救国会会议，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卑鄙手段；决定向法院提出要求，力争公开审理，并聘请最优秀的律师出庭辩护。同日，救国会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驳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诬陷，动员全国人民积极营救；同时，严正表明救国会的决心：“既然以身许国，抗日救国之立场决不改变。”

    消息传开，举国鼎沸。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痛斥国民政府的暴行，声援爱国七君子的正义行动。共产党主办的《红色时报》亦发表社论，声援七君子，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使：“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数日后，宋庆龄再次向报界发表抗议声明：“余为救国会执行委员之一，特抗议当局对七领袖之违法逮捕，坚决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七领袖虽遭逮捕，但全国四万万人民之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与此同时，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了征集十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归，而敦促南京最高当局尽快觉悟”。

    国民党当局眼看民情汹汹、舆论沸腾，便无可奈何的公开了案件。但却依然捏造各种罪名，混淆视听，为继续关押七君子制造借口。结果是适得其反，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对外屈辱退让、对内残暴专横的真面目。

    此时，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对人民的爱国要求置若罔闻，依然顽固的坚持其既定政策，一面指示陈立夫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一面加紧调集军队围攻红军，企图给红军以重大打击后，在谈判桌上再讲条件，达到其“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之目的。他授意陈立夫提出四项谈判条件：“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显然，这不是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而是继续站在剿共的立场上，威逼中共和红军缴械投诚。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国共两党的谈判根本就无法进行。

    面对蒋介石的冥顽不化，中国共产党再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望其能幡然悔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其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其信略曰：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然而，对毛泽东等人的忠告，蒋介石却认为是软弱可欺，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大军，准备再次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他把驻跸行辕设在临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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