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领导红军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与南京政府开展谈判的方针后，毛泽东在派遣潘汉年赴南京进行谈判时，直接致函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人士，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以及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随后，又指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于是，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同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其中，以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尤为突出。救国会的领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四处奔波，大声呼号，广泛宣传“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动员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努力推动各党各派的联合行动。

    鉴于救国会领袖们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蒋介石亲自出马，假惺惺地召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一面拉拢利诱，一面威逼胁迫，妄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工具。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救国会领袖们个个铁骨铮铮，人人无畏无惧，满腔爱国热忱，一再严正声明：“忠于救国会之宣言，宁可坐牢也绝不卖国。”“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就早已将个人之生死置之度外。”蒋介石恼羞成怒，暗中指使上海警察局予以秘密逮捕。

    1936年11月21日深夜，上海警察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秘密抓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除陶行知因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而幸免于难外，七位爱国领袖被诬以“爱国未遂罪”而逮捕入狱。此即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亦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爱国有罪”、“救国有罪”的千古奇冤。

    七君子被捕后，上海地方法院经过三天审理，宣布七君子的罪状是：“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且勾结**，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人有诗议之曰：

    抗日烽火遍地燃，满腔热忱救国难。铁骨铮铮七君子，爱国有罪蒙奇冤。

    本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秘密逮捕七君子，然后将其送往南京，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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