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不愿再打内战，而是有着收复国土，积极抗日的强烈要求。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长期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厌恶内战，渴望着打回东北，复仇雪耻。凡此种种，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把开展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从优待俘虏入手，对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官兵进行教育，大力宣传“枪口一致对外，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随后将其全部释放；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本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在激烈地搏斗中，三十多人被捕，一百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不畏强bao，组成无数的小分队，下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赢得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回国，秘密来到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最新指示，恢复了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后中断了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的指示精神，肯定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也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分析当前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中央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全面总结了九年来国内战争的经验，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他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陕北土地贫瘠，粮食匮乏；人口稀少，兵源有限。我们必须向外发展，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去。”“全党都要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做了必要的补充。张浩表态道：“毛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出来，是很有价值的。”

    会议开到第三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的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会议产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发言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紧接着发言，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再次激辩道：“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面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越说越激动：“马列主义不是教条，必须灵活运用。我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违背马列主义？”博古哑口无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张浩发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符合国产国际会议精神的，我表示坚决支持。”张闻天、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会议统一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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