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政策。行政院各部长亦全部换成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同时，日本的侵略、扩张，严重打击和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由于东北的沦陷，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已经大大缩小。华北自治导致华北市场被日本所控制，不仅使北平、天津一带的国货濒临绝境，而且影响到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民族资本企业。市场萎缩、经济衰败，逼着民族资产阶级转变其态度，抗日民主要求日益增长。他们公开谴责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政策，反对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国民党政府：“空言维持和平，实则对日屈服，致使国事危弱。”《自由周刊》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在“中国造成了‘爱国有罪’的局面”；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表示愿意与舆论界一致奋起，“赶快督促政府以全力对外”。

    从国际方面看，整个世界的政治风云亦剧烈动荡。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大会提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即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动员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明、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期间，经过集体讨论，于8月1日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批准，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进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即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大声疾呼：“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凡我炎黄子孙均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军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议，并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分析，认为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已出现分化，一部分人有可能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他清楚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杨虎城的西北军约二十个团，但杨虎城有着抗日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曾与共产党进行过友好合作。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约六十个团，但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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