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材，纸张粗糙泛黄，落满灰尘。姥爷和妈妈都说过，二舅是喜欢音乐喜爱唱歌喜欢绘画的。不禁想到他在农村辛苦劳作一天后，在寂寞的夜晚独对昏暗油灯，翻看这本油印破书学着唱歌的情景，想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我带走了这本小册子，后来我的一点点音乐知识特别是关于美声唱法的知识，都来自这本小书。
我们离开老庄，最后告别了姥爷，来到县城姨家。陪着妈妈走了几家亲戚。姨家的表哥俊杰大我一岁，已经中学毕业下乡了，他准备回青年点去。我想到明年我就该毕业了，也是要走下乡这条路的，就跟他一起回去看看他下乡的地方，陶城公社“五。七”大队。
11月21日早晨我跟俊杰一起到县城，下午跟他一起去大队。去陶城的长途车已经走了，我俩找了一辆自行车，你带我一会，我带你一会，半路还跟人家撞了一次车，车胎破了，又修车补胎，到陶城已经是晚上7点多，天都黑了，一路走了4个多小时。
五七大队知青宿舍的房子很大，一间宿舍住**个人，每人是单独的床。我住了俊杰的床，他到别的知青朋友那里住了。
第二天一早俊杰打来早饭，吃过他就去上工了，让我再睡会。中午他回来，吃过饭后他就没出去，跟我说说话，介绍了些情况。
这个“五。七”大队有200多知青，有8个国家干部在这里管理。每天早上7点多上工，中午11点半收工，下午一点半上工，晚上5点多收工。干活时10多个知青一组，有老农领着干。大队有10多台大小拖拉机，还有牲畜、农具。知青的吃住生活都没问题。俊杰是今年3月下乡的，6月麦收后分了口粮，还分了10多元钱。
我也注意到跟俊杰同宿舍的另外几个男知青，哼着当时被批判的“黄”歌，或者乱哼乱改歌曲，当时这被称为“红歌黄唱”。言语中漫骂领他们干活的老农，对工作挑肥拣瘦。俊杰不跟他们来往，他有几个好朋友都是比较上进比较正派的。
我在陶城住了两天，准备回县里，俊杰送我到汽车站，我离开河南之前再没见到他。这一别竟然就15、6年！几年后他被推选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漯河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去黑龙江出差我们才又见面，当时我已经下乡5年，大学4年，下派工作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毕业又分配了工作。我们都早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啦。
回到县里，我给爸爸写了封信，到县邮局去寄。县邮局只负责寄信却不卖邮票，要到百货公司买邮票，真是奇怪的分工。邮局坐着个老头专门给人代笔写信，写一封收一角钱。
11月底，我跟妈妈舅舅一起告别老家，离开河南。
我们三人一路，先到了通辽舅舅家。住了两天，见到了舅母和表弟大卉、铁军、表妹中庆。舅母40多岁，在站前旅社工作，非常热情，跟妈妈有说不完的话。我想到第一次去舅舅家是大连，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我和表弟们都是小孩子，表妹刚出生。转眼我已经快中学毕业了，他们也都长大了。舅舅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是我写的作文，不知舅舅哪年在我家拿走的，贴在那里让表弟妹们学习呢。
通辽本来属于内蒙地区，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划归吉林省管辖，舅舅当时是通辽哲里木盟法院的军代表。街上能看到很多蒙古族人，穿着长袍，戴着毡帽。当时的市区建设很差，很多路都是土路，风沙很大。我在商店里买了一支笛子，跟我吹过的笛子不太一样，好象说是在草原牧区流行的。
我和妈妈离开通辽回哈尔滨，因没有直达火车，我们需要在四平或长春转车。转车时有个小插曲，当时买完票，开车的时间就快到了，我们赶紧往站台里面跑。站台里面空空的，只有我们两个，又非常远，好象怎么也跑不到。我们离开河南时，家乡的亲戚给拿了很多东西，好象都是粮食类的，什么豌豆蚕豆莲子等等，总之非常重，用两个大旅行袋装了，一路都是我扛着。这样着急的跑着，我就觉得肩上似有两座山一样越来越重，实在是迈不动步了。我把两个大包往地下一摔，说：“不走啦！拿这些东西干啥！”妈妈赶紧跑回来，连说带哄地帮我又扛上接着走。好容易跑到火车跟前，火车车厢的门已经关了，车开始缓缓移动。我们使劲敲打车门，门开了，几个列车员连拉带拽地把我们弄上车，我才觉得浑身都被汗水湿透啦。
此次河南之行，让我真正见识了中国社会农村底层的生活，看到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发源地当时的状况，看到了很多在我的生活环境里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印象和感觉是模糊不成形的，很多思想意识是复杂混乱的，但这些印象感觉和思想意识却深深地进入了我16岁的心灵，强烈地呼唤着我，震撼着我。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无形中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两年里的两次河南之行，仿佛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