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如春。
三楼通讯站的干部制作了一个“值日牌”，倡议楼上的各家各户轮流值日，打扫楼道和公厕卫生。这个倡议立即被住户们接受了。该谁家值日了，谁家就清扫，而且用拖布把走廊都拖干净，完事后把值日牌交给下一家。在几年的时间里，各家都非常认真地遵守。
爸爸因为已经转业到地方，文革初期造反派曾多次到我家来闹，贴大字报，抄家。每次军区听说消息，都立即派警卫战士来维持秩序，制止造反派，理由是，这是军区宿舍，不准胡闹。
进入70年代后，省军区又搬迁到新址，我们这个院子里省军区的现役干部越来越少，后搬进来的都是从外地刚调进来临时安置的干部，还有就是像我家这样转业后还寄住的，所以，军区对这个院子的管理越来越松，军区门诊部也搬走了，浴池也关门了，每年对大楼的修缮完全停止了，只是残存着每年冬季的取暖，还有个粮店维持着。后来粮店着了一把火烧掉了，这回彻底不管了。只是每月派人来各家收房费。那时候房屋都是租赁形式的，连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是营俱，都算钱的，当然费用很低，每月大约就是几元钱。可是因为军区完全不再管理，也没有任何修缮，居住条件越来越差，所以住户们都很有意见，这点费用也不愿意交，到后来整栋楼谁家都不交，只剩我们一家交费，连收费员都不好意思收我家的钱了，但是我们家还是坚持一分不差地交费。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为人和做事原则。
但是，房子的情况越来越差，我们家住三楼，房盖已经完全坏掉了，天一下雨屋子里就漏，真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雨停了，屋里还漏雨。后来我们家找爸爸单位来帮助修了一下，勉强维持下去。
1982年，妈妈因病去世，那一年我已经从下乡的北大荒返城3年，正在读大学三年级。那年爸爸单位分了一套33米的小房子，当时爸爸回云南去叔叔家暂住一段时间，我抽空把新房子收拾出来，找了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把爸爸的东西搬过去。这边大白楼上，姐姐和弟弟各住了一间屋。
军区开始找我们家了。因为爸爸转业已经快20年，而且一直在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军区认为我们家早都在地方上解决了房子，没理由再住军区的房子。军区还派人到爸爸单位去找。但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爸爸妈妈都在各自单位任领导多年，给单位的干部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无数，却从来没给自己考虑过。爸爸这次分配的房子是他离休后单位以“补差”的形式给解决的。所谓“补差”，是因为爸爸这个级别的干部按当时规定有65米住房，如果有子女一起生活，按每人10米计算。我们家在军区这边，两间房加起来32米，加爸爸单位分的35米，也就是爸爸自己的住房标准，我们三个子女都没计算在内了。爸爸单位跟军区的人说明了情况，他们也表示理解。
后来弟弟成家，有了孩子，还住在那里，房子的状况就更差了。经常停电停水，楼里老鼠乱窜，冬天只是维持锅炉不冻，室温最冷时只有几度。一直熬到整个大楼动迁，这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全楼居民都动迁到河图街的新楼，后来我去弟弟家，还碰到很多过去的邻居。
大白楼的旧址上，盖起一幢新楼，是省工商局的办公楼。
每次回到哈尔滨，偶尔走过这里，我都要环顾一番，试图寻找我从儿时到青少年在这里生活过的些许痕迹。而岁月之河已经带走了一切，只残留着点点记忆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