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呼拉拉”坐下，然后开始上课。如果是上英语课，这些内容要用英语说。中学时代我一直负责喊“敬祝”，喊了几年，直到后来改成老师和同学们互相问好才作罢。
我的弱点还是很快暴露出来了。我应该能管好自己，也能认真地去做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但是我首先是真的不愿意刚到一个新集体就被指定当什么干部，管这管那，我宁愿当普通学生，好好学习，自己管自己就得了。可是总是不能幸免，总被老师看中。而且因为这次升中学分班的事弄得心烦意乱，也有点没心思。所以，工作起来不够大胆，不够主动。兆老师也不太满意。在排委会选举时，宋庆军被选为排长，我是副排长。兆老师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指出我“工作不主动，帮助和团结同学不够，不能团结大多数，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我们排的排长两年换了三次，先后分别是宋庆军、秦晓辉和谢雄福，而我这个副排长却一直干到了底。就好象是扑克中的“主牌”，麻将里的“惠”，谁当排长都是我来配合。其实这个“副排长”有点像美国的副总统，实际上可有可无，只是在排长不在或忙不过来时才出现。我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副”职，直到我下乡后还担任过几个“副”职，比如农工班副班长，农工排副排长，连队副指导员等等。
兆老师批评我不能团结大多数同学，应该说在当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刚到新班级，跟新同学都不熟悉，所以最开始肯定是跟以前熟悉的同学来往多些，比如原来在小学时同班的同学们。比如我们院的孙祖平也跟我同学了，每天他都来找我一起上学，如果他先吃完饭，就在我家楼下喊我，如果我先吃完饭，就去他家找他，然后我们一起走。孙祖平很聪明，数学很好，还当过数学课代表。比如小岛，他爸爸和我爸爸曾在省军区一个部门工作，我跟小岛在小学一起当红哨兵，一起参加讲用会，过去就熟悉，而且我们性格爱好都比较相近，比较“臭味相投”，真有一拍即合的感觉。
时间稍长些，同学们互相熟悉了，原来小学班级的界限也就打开了。先是跟老谢——就是谢雄福、力男、亚军玩的多些。老谢家离学校很近，是个小平房。他爸爸在友谊宫做大厨，妈妈做家务，也卖冰棍补贴家用。老谢年龄比我大将近两岁，非常朴实，能吃苦，劳动能力很强。他家养着一只大狗非常凶猛，我第一次到他家时不知道，一走进他家的胡同，那条大狗就“汪汪”地吼叫起来，而且带着一条粗粗的铁链子就猛扑过来。吓得我转身就跑。老谢有一套两本《烈火金刚》，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打鬼子的，老谢拿这两本书可是没少忽悠我们，跟我换《红楼梦》《水浒传》看，跟小岛换《平原枪声》看，反正逮着谁有书就跟谁换书看，这两本书被他真是用到了极至。
小岛家逐渐成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当时上学是二部制，有时候是上午上课，有时候是下午，课外作业也很少，大把的时间玩。小岛家比较宽畅，好几个房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白天大人都上班，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他家也有很多书，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本就是《平原枪声》，也是写抗日战争的，记得开篇第一句话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还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我也读过多遍。他有个小妹妹，那时才几岁，梳着小短发，整天跟着我们转来转去的凑热闹。他家还有只小花猫，黑白花的。我们在他家最常玩的就是打扑克，有一次玩过了头，过了上学时间，只好挺到课间操时间才进教室，因为是好几个人没来上课，又有副排长（我）又有学习委员（小岛）的，很惹眼。我们一进教室，满屋子的男生全“呜呜”叫着哄我们，当时真的好尴尬。
上中学后，同学们之间不再玩小学时的游戏了，但是有一阵男生在课间流行玩“顶拐”，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盘起用手把住，单腿跳动着前进后退，用盘起腿的膝盖部分撞对方，把对方撞倒或撞的两腿着地就取胜。这个游戏可以两人玩，也可以多人分伙玩。那时候玩得很来劲，一下课找个地方就顶，我的战绩还不错呢。有一次老谢把别人都顶败了，自己金鸡独立站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不料孙祖平从几米远的一个小上坡拼尽全力蹦下来猛地冲向他，一下就把他冲了个大跟斗！
去年我在电视上看到，真有这种运动，还有世界性的比赛，运动方法和比赛规则跟我们当年玩的“顶拐”基本一样，只是它有个场地限制，谁出圈了就算输，而我们当年没有这个限制，你顶不过可以跳着逃跑，没倒就不算输，所以每次玩孙祖平都是顶几下就逃开，然后找机会又回来偷袭，让老谢吃了个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