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正直诚实的公共汽车乘客作证，裁决结果是对方赔偿(当时好像军车没保险)绝大多数的修理费用。那两天，我和大家省吃俭用，省钱都是为上贡“送礼”，我们又上烟，又递酒，让修理厂师傅将撞坏的吉普车修好，那车的外观处理得毫无痕迹。
我们的善良和仁慈之心，感动得那个四川司机小伙子差点给我们磕头。尽管，大家受到了轻重不同的伤，延误了拍摄，却毫无怨言。朝夕相处的日子，彼此有了很深的感情，待到分手时，同行的两个司机拉着我们的手，紧紧拥抱，泪水涟涟……
云南之行，虽然化险为夷，很久以后我还常常在噩梦中一次次再现那恐怖的场面，惊吓醒来而凛然生寒，要知道那一辆车上四人加我们腹中胎儿，是6条生命啊！7个月后，我和李小龙的孩子都降生了，是两个胖小子，他们跟随妈妈在腹中颠簸走了几干里路，折着跟斗来到了人间。后来很多朋友都无情痛骂我们两孕妇太冒险了，荒郊野岭的假如是流产、假如是大出血、假如是死神拉走了谁……无论如何，噩梦过去，孩子保住了，我们交了朋友，救了别人一家，义举善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之二。
记得是1990年7月我上西藏雪域高原采访3个月，我遭遇了第三次车祸。那次我和作家张卫明、金辉、摄影家唐念祖一行四人乘坐吉普车，自拉萨出发，准备到林芝地区的“山地旅”采访，再徒步进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
从拉萨出发之前，吉普车是进行了认真的检修的。尽管那车有点儿破。能派一辆吉普让我们—F去”，在当时，是最好的待遇了。
司机的技术不错，那么窄的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吓人的激流，他镇静得很。20世纪90年代到过两藏的人，都知道那路是怎么样的难走，车在那如同搓板似的路上不停地颠，颠得头晕腰痛屁股疼，再好的车也会颠零散的。高山缺氧加上太颠，让人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一连颠了两天车子便颠出了毛病。我们的吉普车行驶在苍茫的雪山之间，常常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黄昏，行驶爬坡到了敏拉山口，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高度，大家下车修整一下，喝水、吃压缩干粮，伸展肢体，在附近解手，再继续行军。风中，敏拉山口的五色经幡令人肃穆。
当司机发动了车，吉普车在公路上开始往山口下滑，那公路的坡度很大，公路很长，一直通向远方望不尽的山下。司机开着开着，脸色大变，鬼使神差，他发现刹车制动失灵了!
吉普车下山，刹车制动失灵比狂放的野马还可怕。
我们的吉普车凭着惯性往山下滑，无法停止。下山的路一侧是山根，一侧是波涛翻涌的尼泱河。西藏的河水即使在夏天也是冰冷刺骨，掉进去几分钟就可能会让人冻僵而窒息。假如对面来车交会，路面很窄，闹不好就可能会撞上车毁人亡，沿途路边时常能够看到翻倒的毁车遗骸。西藏跑长途的常常是大解放货车，车体宽大，拖斗长。我们那司机惊得汗流浃背，早已魂不守舍，我们眼睁睁看着车子失控地疯跑，听天由命。干钧一发，司机死死把住方向盘不要偏离中心，我们既不能帮助他，更不能有任何影响他注意力的丝毫表示，我们的渺小的性命再次交给了上苍，唯一的期盼是对面不要来车，让我们的车滑行，自然而然滑到下面平地，再想别的办法。经历了云南车祸之后的我，再次被死神蹂躏摧残，冷汗湿透了羽绒服，我紧紧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耳边听那滔滔河水如同惊雷震撼心灵。那一刻，每一秒钟都觉得太长太长。幸好，长长的山路前后都没车，任一辆破吉普晃晃悠悠，恣意地疯跑，渐渐地从山上一溜烟地滑到了平缓地带，司机找到～侧有大草根的地方，一把拧了方向盘，吉普车卡在了一簇草根处，停止了，尔后，慢慢倾斜，倾斜。车上人脸色苍白无言，我几乎虚脱……
西藏高原之行3个月，历经磨难几乎丧命，是我生命于世界最高处的极其重要的一次洗礼。然而，我领略了大自然的新奇、博大，完成了自己与两藏的生命之约、心灵之约。所以上苍厚爱我，使得我受益匪浅。回来后，经过沉淀，我创作的话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公演成功，获得曹禺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与卫明先生合作写的报告文学《雪域战神》获得19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血对西藏说》亦成为当年畅销书，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后来还陆续写了许多散文。
如果你的精神永远向往高度，人生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谓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