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文所说的“如保赤子”。这就要考虑，荀子是否真的将“教”仅仅视为一种统治措施？他是否认为，统治者的统治本身即是其统治的目的？显然，他不单不认同甚至会反对这种论调：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此处言“天之生民，非为君也”，明确否定“君”具有天然的统治权利，而指出其统治只有建立在“为民”的基础上才具有正当性。从现代的眼光看，荀子“为民”的说法多少有些含糊，没有界定其具体内涵，从而为进一步的诠释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但实际上，荀子对“为民”这个看似模棱两可的说法有相当明确的解说：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这正可视作“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注脚。统治之必要，是由于人之“性”恶；统治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合於善”。虽然荀子曾讲“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似乎多从政治治理的角度人手定义“善”，但“礼义之谓治”，他显然不可能同意任何一种能够稳定人群生活的统治都是正当性的；他甚至会说，除了“礼治”，没有一种统治是正当的。因此，他实际上是将“合於礼义”视为统治的根本目的，在他看来，统治是使人们依礼生活的必要手段。由此，回看他关于“教”的主张，可以说，“教”虽是某种工具，但它是出于一种高于统治本身的目的而作为统治的一部分，这与那种纯粹服务于统治的“教”在动机上有天壤之别。不过，考虑到荀子的论说目的及其在动机问题上一贯的灵活权变，这一区别对于他的论说也许不是十分重要，或许也是他有意要模糊的。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教乱刑繁，民不堪其苦，他有必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解说“教”，并告知他们教民礼义对于其统治之必要。这无疑是他长于劝说的又一表现。但在这种降低标准的权宜说法之外，他仍然表明了他关于“教”的这样一种态度：教育是统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目的则是将人们引向合于礼的生活。
从荀子以上关于“教”的讨论可见，“教”既是最高政治权威的一种权力，也是他们的责任。这就意味着，“君”不仅当是“裕民”于上的统治者，对民更应有另一层特殊的意义。这一点，明于荀子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说之中：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日：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也可乎！《诗》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所谓“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即言“君”持“礼义之道”化民于上，荀子称“君”为“善教诲之者也”，当以此论。在能教人及于“人道”(礼义)的意义上，“君”无疑可以称为“师”。因此，也就无怪乎荀子不止一次并提“君师”：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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