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於取相也矣。此外，荀子虽小“五伯”，却以齐桓公“知一政於管仲”而“为五伯长”的实例，显明择“相”、任“相”之重要；杨惊注荀书多有妙解，却误释《成相》篇名为“成功在相”之意，也从另一侧面照见“相”的问题在荀子辩说中的地位。实际上，只有结合荀子关于“相”的论说，才能完全理解“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的说法。此“身佚而国治”，推到极处，即所谓“垂衣裳而天下定”，也可谓之“无为而治者”。儒家之中，“无为而治”的说法可溯至孔子：
子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荀子所主之“共己正南面”与此处的“恭己正南面”，一字之别，却突显出他在这个问题上同孔子的差异。夫子言“恭己正南面”，实际上是表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君人者修身立德以为众民榜样的意义上，方可言“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因此，孔子谓舜“无为而治”，荀子也言其“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这两种评价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认为“圣人德盛而民化”，对君人者在道德方面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点，是择“相”任贤之后完全意义上的“无为”。但是，考虑到荀子其时的政治状况及他的劝说意图，在这里他与孔子的根本区别其实在于，他并不试图谈论一种富于理想色彩的统治模式，而是基于现实探讨实现“道”的可能途径。
至战国后期，除楚之外，各国均已设相位，“相”为文官之长，执政一国。因此，荀子言“相者论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并非理想建议，而是对当时通行的官僚制度的一种事实描述。就此言，他劝人君任“相”，可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不仅势在可行，也切中他们的愿望——当时各国择“相”任“相”之热切，稍微关注一下战国史即可知。进一步看，荀子论“相”之重要，还有更深的意图。在他看来，“礼义之谓治”，治国必由“道”，而其时君主之悖礼弃义，从周室的极度衰微即可见一二，故此，由时君推行礼治实为不可期待之事；同时，因为君位世袭的惯例，君主是无可选择的，其为贤或不肖，纯出偶然。联系这两方面，就可以理解，荀子劝在位者任“相”，实际上是试图在他们能够接受的前提下，通过权力的转移使礼治成为可能，因为“相”是可选择的。既无法指望“君子”为“君”，仍可冀图其为“相”，使“王”、“礼”之道得行。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前引“君子者，治之原也”，正可说明此处“有原”的含义。“王者之人”，意即“王者的相佐”，从荀子的描述看，类似其所说的“大儒”。于此，他劝君主用“相”行礼治以成王业之意图已较显明。不过，即便荀子的劝说步步小心，这种最高理想的实现仍然是不必然的，因此他又谈论用“儒”的几种层级：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