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上，荀子甚至直接引用《老子》：
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於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日：“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日：“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日：“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之所挹而损之之道也。”所谓“挹而损之”，即“损之又损”，与老子的说法完全相同。其余类似于“聪明圣知，守之以愚”等的提法，也常见于《老子》书中。要之，二子均表现出一种圆熟老成的俗世智慧，依祸福之始终，告人常存戒惧之心。
荀子所说的“(人)道”当然与老子主张的“道”在内容上大不相同，但对他们略作比较仍有意义。《老子》所透显出的处世智慧，是对过去人们的生活经验的一种着眼于实际的总结，而不能看做一种单纯的思想或主张。按《汉书·艺文志》，《老子》出于史官，熟悉史事，于历代盛衰成败及历史人物或福或祸之命运的由来洞若观火，故称之“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所谓“成败祸福之道”，即言成败祸福并非偶然，而是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这意味着，当一类似的行为出现时，与之相应的结果很可能像从前一样接踵而至。这一种源于经验的因果关系，隐藏于众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中，使得许多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呈现出其必然性。一旦注意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往昔的)相似行为结果将鼓励或阻止我们根据当今的实际情况行事”。这种经验联系既经概括而获得普遍性，确乎就具有了某种“道”的属性，从而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导，使他们可以通过规划处世方式来落实其趋福避祸的倾向。这种“道”既不来自人的创造，也没有任何神秘的源头，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必然性，故老子言“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荀子也正是在必然性的意义上谈论祸福关系，其言“物类之起，必有所始”，更明确他与老子站在同一角度看待祸福问题。因此，荀子戒人以祸福的论说，并非是凿空之论，而有着相当坚实的经验基础，这就加强了其劝说的可信度。但毋庸讳言，由于他极为迫切的劝说意图，其相关论说也体现出较为浓厚的权宜色彩。这不仅表现为他特别选择祸福作为其劝说的着手处，更为突出的是，他始终将祸福相依的问题与礼(义)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他显然有意忽略了那些尤其善于持身的道家人物实际上是生活于礼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