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与管仲齐。召公、吕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传日：“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此之谓也。此不蔽之福也。历史经验所具有的良好的示范和警戒作用，加强了荀子劝人“推贤让能”的说服力，可谓以实例再证“必无后患之术”。有趣的是，荀子论“不蔽之福”，历来不见批评；言“必无后患之术”，却多受攻击。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后者在表达上过于惊人，有不够坦荡之嫌——这种理解显然也适合于所谓的“持身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这样看来，荀子谈论的这两种“术”之所以历受诟议，并非由于其内容离经叛道，而只在于他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从卢文招论“必无后患之术”可见一斑。卢氏虽然承认“推贤让能，人臣之正道也”，但也明言“以此为固宠之术，亦不善於持说也”。然而，从另一面看，这也许正是荀子善“说”的表现。他的这些非常可怪之论，固然为耿介之士所不齿，不过，他们入“道”似也无须借助于他的这类劝说。他运用这类富于刺激性的表达，实际上意在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因为他们最为关心的正是如何固宠全身。苏东坡论荀子，谓其喜为“高谈异论”，此类论说当在其中。从劝说的角度看，语不惊人不足以引人注目，只有为“道”套上一个功利且世故的面具，荀子才有可能将某些人吸引到其论说面前。在乱世待救的背景下，他作诸般惊人之语，“主持太甚，词义或至於过当”，实有某种基于现实的不得已。
虽然荀子托之于祸福的论说出于其相当迫切的劝说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关于祸福始终的判断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便宜说法。荀子与纵横术士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在展开说服的动机方面有天渊之别，也表现为，纵横家们擅长以欺诈达到其说服目的，而荀子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他也认为其劝说对象需要某些切实的引导，可他并不打算欺骗他们，不打算轻许在他看来不能兑现的诺言以诱使他们听从劝说，因为“君子之言”理当“涉然则精，倪然而类”。这种务实而不流于夸诞的谈说态度，适合于理解他关于祸福的论说。从前面的讨论看，他昭人以祸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调祸福之间相依转换的关系，以警戒那些悖离“道”的人。当就祸福关系展开论说时，他直接的兴趣并不在这种关系本身，但由于他试图借助祸福关系来阐明行“道”与祸福在因果上的关联，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揭示祸福相依的关系。他对这种关系的把握，在讨论“欲恶取舍之权”时有突出的表现。同时，他关于祸福问题的具体论说，不能视为一种虚构的或暂时的说法，因为他不只着眼于实效，常辅之以实例，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洞察力，使得他相当靠近《老子》的经验智慧。他劝人慎于取舍，谓“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这基本上也是他以祸福警示人的通例；几近于《老子》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顺此看，荀子疾人不知祸福之正，也正如老子感叹“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从祸福相依的角度看，祸福相去不远，故于安处当虑其可危，谨慎持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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