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也。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所谓“好荣恶辱”，主要以“名”论。按荀子，即便寡信之“小人”，也不愿有“不信”之“名”，而必欲有“信”之“名”，因为前者辱而后者荣。故求“名”当以荣“名”言：人之好“名”，正意味着期待得到他人的称誉。荀子将“好荣恶辱”与“好利恶害”一同放在“材性知能”的层面上进行讨论，表明他首先将“名”视为人进入群体生活后的一种自然需要。这种需要与人的感官欲望一样，均自发产生并总是要求获得满足。就此而言，好“名”与求“利”颇为类似。在这一点上，荀子的态度显然更靠近法家——韩非曾言：“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这种对“名”的现实的看法意味着，荀子一开始就剥除了“名”可能激起的热情的超越性想象，而以一种冷静的务实理性将它视为人类重要的行为动机之一，这就使他即便不公开讨论“名”，也能够不动声色地将它植入其劝说之中。好“名”同好“利”一样，是人的自然需求；也倾向于要求当下实现，“当世之名”较“没世之名”似更令人感觉亲近，因此，荀子并没有在二者之间作严格的价值区分。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区分可能是很重要的：相对于“没世之名”，“当世之名”往往很难与随之而来的“利”完全分开，甚至经常容易相互混淆。故顾炎武有言，“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荀子不但没有回避“名”的这一具有功利倾向的特点，还明言“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显然认可“名”背后的某种“利”。但这仍与直接以“利”诱人有所不同。因为，“名”是对行为的评价和约束，动之以“名”，原始动机在“名”，这一方面使得，即便人们求“利”，也求之有道：“先义而后利者荣”；另一方面，当“名”和“利”不能一致时，尚有可能使人们为遂其“名”而不悔其行。这样看来，荀子以“名”劝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并不十分苛求行为的内在动机，而更加关注行为本身。这也很符合他“接人用？”的劝说原则。
所以，按荀子，“君子”、“小人”之分，主要不在于欲求不同，而是在于他们为实现欲求所采用的截然相反的方式，故其言“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即为“小人”，也莫不恶人称其为“小人”，而切愿人誉其为“君子”，但他们“必遇其所恶”，因为他们的这个愿望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缘此，荀子有可能且有必要淡论“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缚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炻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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