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辩讼”。实际上，由于辩者擅于论辩，他们也代人辩讼取利，邓析即是如此。按《说苑·指武》、《列子·力命》，邓析为子产所杀，荀子在《宥坐》中明确认同子产的这一做法。为了理解他的立场，可简单了解此事件的始末：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祷。民之献衣、襦祷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据此，子产诛杀邓析，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邓析以辩讼谋利，颠倒是非，而致乱政乱俗。这与古罗马的老伽图(Marcusca—to)的做法比较类同：当希腊的智者们吸引罗马的年轻人热衷于论辩，并开始介入政治时，他决定将他们驱逐出城，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使年轻人遵守法律并服从统治。可以看到，他与子产相似的做法背后有一个对政治共同的理解：(基于法的)服从乃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荀子赞同子产的做法的原因：“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或许由于他所主张的“法”有着相当特定的传统内涵，他对待群议就更为严苛，较子产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并不否认语言为“道之一隅”：惠子蔽於辞而不知实。……由辞谓之道，尽论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但这也无碍于他对惠、邓二子的激烈攻击。因为，在他看来，“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而辩者仅为言而言，并不执任何“一意”；何况，即便其言之及物，“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荀子劝人行“道”，必然重视“辞”：“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但是，“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故与辩者巧博名誉不同，荀子之为辩说，是出于推行礼的非个人化动机。他所秉持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辩说态度，都是辩者所不可能具备的，这使得他的辩说与他们的“琦辞”有本质的区别。在《解蔽》中，荀子承认诸子均有所见，但是，“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也许正因为意识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一方面承认诸子有所见，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展开毫不留情的批驳。实际上，他与诸子的关系，是一个从思想史的角度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虽然他承认孔子“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关于“不蔽之福”的一种说法，而不必然暗示他的一些观点实际承自诸子。并且，诸子所见的“道之一隅”，其实大多可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源头，如《尚书》、《易》、《周礼》等。以上理解也适合于描述荀子与法家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非十二子》看，很难完全澄清这种关系。按荀子，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显然不足仿效；而对在现实政治中成就显著事功的商、申，他言之不多，并没有对他们展开激烈的批评。此外，在法、儒(尤其是荀子)之间作泾渭分明的区别也殊为不易，姑取吕思勉之说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