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各种战争的时代。战国时的群雄争霸不仅扩大了春秋以来战争的规模，加剧了其酷烈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它完全改变了原来诸侯国间战争的形式和意义。征伐之命固然已不从周天子出，其中禁暴除害的意味也荡然无存，而俨然是公开的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参与战争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一种荣誉，贵族爵位反倒成了对有功战士的一种奖励和报偿；相应地，规整军队的礼仪(大蔸礼)也由此弃而不用。从当时传统的眼光来看，这种战争的非法性和不义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战争的背后，更有一种隐秘的“战争”，即诸子之间的激烈论争——其所以隐秘，主要是由于不同学说的交锋仿佛构成了一幅观念竞赛的图卷，很容易让人以为它仅仅意味着学术观点的分歧。这种论争之可能，根源在于，其时传统急剧衰落，为各种思想流派的竞相表现和壮大普及腾出了空间。“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因此，他们的论争就远远不只局限于思想领域，而直接指向现实政治。诸子游说各国的事实表明，他们不仅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并且力求其当下实现，进一步说，提出就是为了实行——二者是一体两面之事。在企图以各自的主张影响现实政治的过程中，其他相异的观点成为他们说服君主、实现己说的最大障碍，由此，克服异己学说也就变成他们论争的首要任务。即便是那些看似与政治无干的学派(如名家)，也会以其特有的的思考方式影响当时人们的趣味，从而干扰他们所认可的政治措施的实行，更毋论其他直接表白其政治主张的学说。因此，诸子之间的论争(如儒墨之争)大多可以视为一种权力之争，但这首先不是对实际政治权力的争夺，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统治意识形态的争夺。较之普通意义上的战争，诸子之间的论争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其结果决不只作用于一时一事，而是关乎全局，直接影响前者的表现形态。

    以上关于战国诸子之争的描述，对现代思维方式来说，可能是比较极端和难以接受的。不过，如果从思想的开端以及写作的动力因素来考虑，问题也许会变得清楚一些。为思想而思考、为表达而写作，是现代所熟悉的方式，但这对诸子来说很可能是陌生的，他们的写作大多有特定的现实目的。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曾指出，“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而战国之始有著述，也是由于“官守师傅之道废”，故个人著述“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至于为知识而思考的兴趣，除开思想职业化的因素不论，更多应源自某种“爱智”的天性：内在的认知热情驱使人不得不过一种纯粹的理论生活。这是古希腊哲人的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一开始就拒绝并试图禁止这样一种为认知而认知的倾向：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日：“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这与孔子的另一说法——“未知生，焉知死”——颇有相合之处。子贡关于人死后有无知觉的问题，表现了对未知事物的自然的认知兴趣。孔子的回答明确表示了他自己对这种兴趣的基本立场：这种问题不仅不重要，并且有害，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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