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他从“大哥”那儿可拿到百把块的零用钱，够他在游戏厅、歌舞厅开销的。
入夜的“夜猫”、“NO．1”迪吧和“土而奇”歌舞厅。在光怪陆离的旋转灯光和疯狂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一群群染着黄发、行为不羁的花季男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舞池里发泄青春期过剩的精力。若是玩到了热火朝天的高潮期，你会看到男男女女嬉笑打骂、勾肩搭背、揽腰、头靠头堆在一起的场景。
其实这群人中也有分别，有一部分人并不涉足犯罪活动，只是在常人的眼有一些越轨的语言行为而已。他们学习的欲望都不太强烈，文化水平比较低，自信心不足(常常以出位的言行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却以无知为无上荣耀，贪图享受，不屑脚踏实地从低做起，因而常常以反叛社会的面目出现，以边缘的角色定位自己，试图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奉不劳而获、胜王败寇的实利主义和肤浅的兄弟义气往往使他们滑入黑道组织，生活渐渐蜕变为行走于锋刃和荆棘中的危险生涯。
笑贫不笑娼的环境造就了一批幼稚、病态的“问题少女”，吸毒、滥交、彻夜不归家，醉生梦死于娱乐场所、朝夕踯躅于犯罪边缘……
来自北京、上海和长沙的调查报告表明，“问题少女”的数量上升已成为普遍性现象。
九江戒毒所先后收容的3000多名戒毒人员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了70％，初中毕业未能继续就业的占80％，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这个群体正遭遇着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贫困。
古惑仔群体中有许多是学校应试教育中的失败者，而“差生歧视”现象对于处在渴望自我价值得到认可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只将其推人社会边缘的无情巨手。
理想、信仰的迷失是“垮掉的一代”最致命的痼疾。
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
礼义廉耻等那些曾经遭批判的传统道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精神资源。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说，法治是刚性规范，礼治是柔性规范。我们强调“以德治国”，就应该重视道德规范，尤其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他曾提出应该将道德礼仪教育纳入中小学思想教育课程。
但是，过去的道德教育强调自上而下地动员，动辄学习制造出来的“先进和榜样”，但事实上却非常苍白无力。
有个小学生得意地告诉同伴：我今天可把我们大队辅导员给问瘪了！我问她：你总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你真的相信吗？辅导员回答：当然。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半寄给西部的孩子？辅导员气得只好说：你这倒霉孩子！
许多老师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传统的德育总是把少年儿童当成被塑造者。老师也习惯于把德育的条文、价值喋喋不休地灌输给他们，而很少考虑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那些高深的、抽象的、价值取向惟一的概念，以至他们对家长的说教不感兴趣，对德育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很低，甚至是不参与。
也许，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学学美国。在美国并没有国内的那种思想晶德教育课程，但有一门宗教课程，为孩子的成长提供道德启示。正是通过这种宗教课程的教育，已经13岁的孩子才有可能生平第一次地坐下来，与大人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妒忌、什么是自我中心、什么是犯罪、以及如何道歉、如何避免妒忌、如何避免自我中心、如何避免犯罪等这些平素很难沟通的敏感话题。
也许，我们的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如何让孩子“坐下来”的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