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六师，高树勋是抵制的，由于汤恩伯向蒋介石举荐，高树勋顶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亲来，父亲听人说高树勋为人厉害，所以他处处小心戒备，不敢随便动用公款，生怕高树勋抓住辫子。由于接我们到南召和准备接待援华团视察组，据说父亲花亏空了一百多万元(那时法币贬值，如折实可能有几万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见在家乡那种豪兴豪饮了。但一有机会，他仍喜欢摆阔气，给朋友捧场。我们房东的儿子同专员家的一位千金结婚，想把喜事办得排场一些，同我父亲一说，父亲就给他派了一个连为喜队开路。一连士兵把子弹当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乱放枪，把树枝打落一地，小孩子们跟着抢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弹壳。我这半生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婚礼。
我没有见过父亲打仗，但听我一位表姐说过，她见过。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进攻豫南，我们家由刘村疏散到一个更小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在山窝里，村前有一条转个大弯的小河。过了几天表姐一家也来了。后来表姐同我说，日军进攻刘村，她见到我父亲，她是从门缝中看到的。她们家住在邮政代办所旁边临街的一座房里，她听到街上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好奇地从门缝往外看，正看到我父亲两手拿两把手枪，被几个士兵架着，骂骂咧咧地从街上走过。搜索连祈连长一面发口令上刺刀，一面向几个士兵喊叫，“把师长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亲不肯走，骂骂咧咧，面色铁青，样子很可怕。宏肇哥(父亲的随从参谋)跟在父亲身边，握着左轮枪，走几步扭转身打两枪。搜索连士兵端的水连珠枪上(这个连是苏式装备)都上了三棱刺刀，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来，伏身射击。……表姐把这点见闻同我说过几次，每到最后她就说：“真可怕，姨父的脸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亲在战场上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后来母亲带我们兄妹，在伏牛山南麓濒临白河上游的一个小庄一一余坪住了几个月，父亲曾来探望过几次。这个村庄非常美丽、宁静，像是另一个世界，几乎令人忘记战争。但偶尔听到隐约的炮声，大人们从炮声传来的方向，推测父亲部队的动向。向余坪告别后，与父亲再见已是1949年初了。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先是日本投降，听说父亲随军北上，我们家由余坪又迁回刘村。大约在1945年10月间，父亲派人接我们往开封。我们从南阳乘马车，一路走走停停，大约过了农历10月1日，走到许昌。深秋天气，刚收完秋庄稼，大地一派萧条景象，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大路行人不多，虽有一班士兵护送，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的。远近几座荒坟旁边，冒出缕缕青烟，奶奶告诉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给鬼送衣服的。”这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车缓缓前行，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即至走近许昌，像从长夜里走出来，刚看到一点人间繁华，母亲的心刚落下，这时从路口出来两个戴礼帽穿长衫的人，说是许昌专员派他们在此等候的。他们同我母亲低声讲话，我听到一句：“你们的部队投降了八路军，专员叫我们等在这里给你们个信。”母亲面色突变，人们围在马车周围忙乱起来。护送我们的士兵还佩带着新八军的上印“克坚”二字的臂章，那两个人要他们立即扯下来。我对父亲“投降八路军”一事不知如何解释，懵懵懂懂地跟着母亲去到开封。父亲曾派人来接我们去他的驻地，母亲不愿意去，我们就在开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断断续续有些父亲的消息，大都是传闻而已，我们连父亲的确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亲突然回到开封家里。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装，依旧是高挺胸脯在屋里说话满院子都听得到，依旧是呼拉拉带了一大帮人，不过这时不叫勤务兵而叫警卫排，依旧是被人“军长、军长”地称呼着，依旧是忙于送客拜友，在我眼里父亲的神采相貌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乡策反国民党四十军的，顺便探家。他在家里呆了几天，整天和朋友高谈阔论，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树的庭院里，他脸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浓重忧郁。那年我十五岁，刚到中原大学，算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他听大姨说，我读书读得很好，初中没有毕业就考上最难考取的开封高中，他很兴奋，又作起家族的文化梦，执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书，我说我不能脱离革命，他说这怎么叫脱离革命呢？”
“什么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气教训我，不过态度很温和，“读书不是革命吗？将来要搞建设，建设就要有文化，靠我们这些人行吗？不行！靠你们年轻人把书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