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当时，抗日运动正在高涨，贵阳一中也来了许多“下江”学生和先生。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我都是当时学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我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母亲教我写了多遍。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然后用·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面，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和喊叫的张开的大嘴。版画上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特别是我的小姨，母亲唯一的妹妹，当时是贵阳一中的学生。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记得他来过好几次，和父母谈得很高兴。于是，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警车呼啸着，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不久，传来消息，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被枪毙了，他是共产党员！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母亲把追求进步的小姨囚禁在家，也不让她上学，她大哭大闹也没用。就在这个夏天，父亲被解聘，失了业。那是1941年，我十岁。
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祖父死后，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分了整个后花园，当医生的伯父分了大部分老宅，但其中有一进留作祭祀之用，由祖父的姨太太管理。她住在楼上，楼下是堂屋，供着祖父母的画像和“神主牌”，每天黄昏，由楼上的姨奶烧香，敲磬。堂屋旁边还有一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父亲失业，坐吃山空。更不幸的是当时政府决定修一条大马路，据说原来的计划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也全都拆得七零八落。父亲为了在马路两旁勉强修成两座小楼，耗尽了全部资财，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房子仍然未能盖成，只好把修了一半的房子让给别人，修建费抵作20年租金。这就是说，20年内，父亲不可能再从房子得到任何收益。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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