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40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三四年前，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只是种家族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40里，你就决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一座长三间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却是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草地的右侧则是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父亲雇来看房子和种花草的一个孤单老人就住在这里。听说他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老兵。几年后，这位孤独的老人一病不起，父亲一怕传染，二不愿有人死在自己的家里，就在墙外搭了一个草棚，将老人搬进去。我每天给他送水送饭送药，心里总感到很难过，很不忍，觉得我和父亲一起做了亏心的事。这是我第一次朦胧体验到人间的不平，此是后话。当年，这位老兵可真把房子、菜地、花园全都收拾得一无瑕疵，可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实际上，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是乘轿子去的。那次，新居落成，父亲大宴宾客，游山玩水，唱歌跳舞，又是听音乐，又是野餐，很是热闹了好几天。平时，父亲倒是常去的，他喜欢步行，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这次回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10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五十年代，当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念书或工作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野修建在种家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10多里地，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不可思议！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粘土作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据说她和父亲结婚的条件就是婚后送她到上海读书学画，但是由于过早地怀上了我，一切计划就都不得不付诸东流！后来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总是恨恨地骂他毁了她的一生。其实父亲也并非不感到内疚。在我两三岁时，父亲曾带着我和母亲去到杭州，让母亲在那里上了著名的杭州艺专。但是不到半年，由于我不知道的什么原因，我们一家又回到了贵阳。
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我在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个刚从城市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师资。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工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却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她单身一人，家中却很热闹，常有许多年轻的来访者。母亲不大喜欢她，常在背后指责她走起路来，扭得太厉害，故意卖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