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我，像鱼儿投入了汪洋大海，原那一坛死水中的一切不幸全不想了，没了。我和父亲直到这时，也没有过语言的往来，不知道他每天都想些什么，只从他那又急又快的脚步中，看到他走着这条新路很愉快。只有一次，不知道他为了买什么，到运河东敌占区去了一赶。他回来说，夜间回家去看了看，乡亲们把我家的大门口用土坯封起来了。他是从东邻家的梯子上爬到我家的东房顶上，又抱着枣树下到院子里。那小黑狗已经长成了大狗，黄狗快老了，两只狗一看见他，都用后腿站起来，用它们的前腿和爪子抱住了他的肩膀亲他，发出了呜呜的哭声。乡亲们告诉他，封门时把狗赶出来，它们又跳回家，谁也抱不出来。南邻的小三哥只好每天三顿用绳子吊下个小桶去喂它们，它们才活下来。从西墙角给它们扒了个洞，让它们出来和别人家的狗到村外去玩玩，散散心，它们还是不出来，在等，等这一家人回去。
当我父亲又爬上枣树要离开家时，两只狗在树下使劲往上跳、跳。当它们望不见我父亲了，它们在院子里的声音更响，像在哭。
奶奶和一家人听了，都流了泪，只有父亲没有泪。我从没见过他流眼泪，我以为他没有泪，他没有长着会流泪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白，他很有家长的尊严，当着儿女的面，他是不能随便流泪的。
在工厂，又发生了一场矛盾。政府选拔我父亲到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训练班去受训，受完了训就是那一级政府的参议员了。母亲和二哥都十分高兴，保证父亲走后，我奶奶不会受委屈，大家都会更加孝敬她，处处把她照顾好。看到父亲那兴奋的神采，他也很想去，他当然要问我奶奶。奶奶寒下脸说：“你去吧，回来你就没有娘了。”
这句话，算铁板上钉，谁说什么，父亲也不去了。他的回答是：“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我在这工厂里办点事算忠孝双全，都尽了。再说，儿女们谁尽忠我也不挡着，叫他们去尽忠，也算替我尽了一份。”
在母亲听来，他说的全都是歪理，是落后，是愚忠愚孝，是无理胡搅，把母亲气得够呛。
我和侄女在子弟小学读书不到半年，军分区宣传队来招收女孩当宣传员，我和两个侄女都走了。父亲确实没有阻挡，他没有认为女孩去当兵有啥不好，更不说我们去了可能会遇到危险。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女孩，死活他管不着，他说话是算数的，再加上母亲的支持。在抗日根据地，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民的，大家都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父亲的家长权威，无形中自动退位。
1942年5月，敌人开始对这一片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和侄女又和家人聚到一起，但我们这些抗日战士的家属很难落脚了。我父亲担当起一家老小从这里到那里的逃难任务。哪里还有太平日子呢？瞎闯罢了。
原来我们一家分散着住在武城县运河西的村庄里。敌人“扫荡”过去，就在这些地方修炮楼，怎么办呢？有位老乡说，枣强和冀县还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没有“扫荡”。这样，父亲借了个小手推车，让奶奶和小侄女坐上去，他推车驾辕，我们三个女孩拉车，向西要走一百里路呢。这是夏天，父亲的汗水湿透了全身的衣裳，一步一滴汁水，一个脚印。走出去不太远，就变成厚厚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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