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路了。母亲和大嫂都是小脚，实在迈不动步，就在沙路上向前爬、爬。她们身后的沙土中都留下了一长串身印。父亲那推车的脚步更费劲了，他喘着，喘着，拼命地推。奶奶和小侄是不能下车的，下来也走不成，爬也爬不动。奶奶在小车上望望前，望望后，皱紧眉头，愁得直想哭。
来到了冀县沙土窝里的黄洼窑村，村长找了个房子多的户家让我们一家住下了。父亲紧接着的任务是给一家老小九口人找吃的。开始，村政府送来点粮食，饽饽，时间久了，就供不起了。父亲天天找区政府去批条子，批到哪个村，就到哪个村去讨要。而这里离敌人并不远，敌人常出来抢粮，抢东西。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都要吃饭，各村的人民群众都很艰难。
每天，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一家老小整天饿着等着他的脚步声。天很黑了，他才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个村，跑了多远的路。他的脚步声成了一家人的生命线，我们等着，听着。如果他的脚步声更重了，就说明他背来了粮食。我们赶忙跑出去接过来，常常那口袋底上只有一点点，五六斤，最多十几斤。我们倒在碾盘上碾，连糠皮一起吃，也不够一两天的，只能拔野菜，做糊糊。只有一次，父亲背回来三十斤谷子，一家人高兴极了，做了一锅带糠皮的发面窝窝。小侄女一看，不敢动，她仰起脸问：
“老奶奶，这一顿咱全家都吃这么好的饭呀？”
奶奶用哭声说：“咳！唉！我那孩儿啊……”她说不下去了。
谁知，没有多久，敌人又开始了对这一片地区的大“扫荡”。一位老大娘说：“你们出去跑，把老太太交给我吧，还有这个小丫头和他哥哥黑小，饿不死
这次“扫荡”连续二十多天，父亲带领着母亲、嫂嫂、我和侄女，钻庄稼棵，遍地跑。人又饿又累，两天后，几口人再也不动步了。枪炮声在各处响，说不定敌人的汽车和马队会从哪里窜出来。父亲一看大人孩子要累垮了，他让我们在一片坟头地中等他，他不顾死活，走向了一个村庄。我们正为他担心，他抱着八个高梁面饼子跑回来了。我们又惊又喜，好像这些干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说：
“那一家的老大哥、大嫂都太好了，人家说，这乱时候救命要紧，就是这么多干粮，全拿走吧！”
又过了三天，父亲再到那一家要饭时，他空手回来了。那一家再也没有吃的了。跑“扫荡”的人很多，许多人去要过，他们自己也在挨饿。我们一面躲敌人，父亲一面抽空进村去讨要。他不让妇女和孩子进村，怕碰上敌人，他自己不顾死活，去探路，去冲闯。秋天，他领着我们捡豆粒，捡落在地上的大麻籽粒，去给我们换点东西吃。
说实在的，这几个月要不是有父亲在，这一家人的死活就说不定了。我二哥在武城县公安局担任除奸股长，这里“扫荡”过后，他来接我们时，瞪大了眼睛一看，笑着说：
“哈哈！又是一个也没少，都在，都活着。”
奶奶说：“问问这几口子吧，是不是你爹那双腿脚快跑断了？”
二哥望着父亲笑，父亲那没有表情的面孔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回到武城县的前树村，父亲认为我们应该学点什么，他教我和二侄女淑花打算盘。加减乘除，我学完后，淑花还是学不会“小九九”的打法。我父亲急了说她笨，一巴掌打得淑花干脆不学了。
1942年冬天，我离开父亲到地委去当了交通员，一直到1945年我们的县城解放，我已经当上军区文工团的演员。到我们县城来庆祝，演出，我又和全家人见面了。军民在狂欢中给文工团送来了许多肥猪肉。各分队每顿饭打一盆肉来，大家吃不完，都给我们家送来。看我们一家子这个吃劲，像在冀县喝菜粥，你一碗，他一碗，父亲用的是大海碗，他能吃两碗，足有三斤肉。这就是抗战八年没吃过肉的一家子。
从这以后，母亲、嫂子都参加了工作，孩子们出去当兵的当兵，上学的上学，家中只有父亲和奶奶了。奶奶一活活了一百零四岁，全是父亲做饭，照顾。奶奶死前躺了三年，父亲为了护理她，三年没有脱过衣服好好睡过一觉。
六九年奶奶去世后，我本想让父亲到我身边来休息几年，让我来孝敬孝敬他。恰恰在此时，“四人帮”正猖狂。我很难有机会回到邯郸家中看望父母和两个小儿子。
这时候，母亲已经83岁，糊涂了。她一看见我父亲，总想起过去她在家挨打受气的那些年月，那一切给她的伤害太重了，抗战共患难的八年，也没有医好她心灵的创伤，和父亲有隔膜。
只有一次，我回到了家，看见父亲端着碗稀饭，颤抖着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