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椅，“矮窗白纸出书声”，毫不含糊地当起父亲的小学生来。
父亲讲授古文一般不提问，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叫人们朗读，直至背熟。这方法并不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父亲对于文章的选择。他用的教本是《古文观止》，可能还有《古文释义》。论，基本不选；记事文选得也少；父亲喜欢晋、宋两代人的文章，晋文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见于以上选本的悉数教读，我由此推论父亲选择的侧重点在抒情散文。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篇古文是李密情哀词切的《陈情表》，“陈情”，有着主体的确定性。“陈”，陈述、表白，而在(《陈情表》里，作者着意于以情动人，所以更多的是抒发，遂成为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这样，我也就明白，为什么父亲在周、秦散文中宁简于《左传》、《国策卫，而决不忽略屈原、宋玉。对文思浩荡、议论风生的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排斥了他著名的《原道》、《原毁》诸作，只取了《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等几篇。柳宗元文也只取了《捕蛇者说》及几篇游记。宋人中父亲推崇欧阳修可能更甚于推崇苏轼。欧阳修是一个深于情者。《陇岗阡表》、《祭石曼卿文》，都是血泪浸过的文字；而《醉翁亭记》，抒情、写景、说理融合无间，情之所在即景之所，理之所在，景与理皆化入情绪境界，呈现为一种生命的葱茏状态，在有宋一代文章中，堪称高标特出。单这一点，父亲的崇欧，便不是不可理解的。父亲从未向我们阐明过他的文学主张，他无意潜心学问，也不强作解人。他的看重抒情作品，我以为是天性使然，父亲心地软，儿女情长，这影响着他对文章的取合。过去有些人相信文章对命运具有暗示性，父亲是个有神论者，但在训导儿辈习文的事情上，他比郑板桥高明得多。郑板桥家书嘱其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古人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又说：“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弟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弟学之私也，非公也。‘’我们家中藏有《郑板桥集》，父亲又好读名人书，他不会不注意到郑板桥的这段话，也会深表赞同。但他仍将一些衰飒凄厉，嗲怛伤感的文章推荐给我们，特别祭吊一类全选给我们读了，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文体。可以设想，父亲必被这些文章所抒发的人生之大悲苦深深地感染了，故而宁愿后来者也能够领略这悲苦。这可能学会仁慈和谅解。他不惜让我们在小小年纪便坠人古人所抒发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沉痛里去！“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便是因习读了这类古文而习读了人生之“愁”，从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充实了、发展了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恻隐和同情。到我成为一个青年的时候，大约在1948年，有一次填写干部登记表，其中有个栏目：“你曾信奉过什么主义？”我冒然填写道：“人道主义”！那时我根本不曾读过一本论述人道主义的专著，不过，依照自己的想法，人能不讲人道吗？只有人道才是人应当信奉的主义，这主义天经地义！等到建国以后，文艺界批起了人道主义，我才暗自惊慌起来，深悔当时无知，不该在登记表上胡乱填写。
父亲的教读要求是背熟，这很好办，我们在学校背得过那许多白话文，古文更容易记忆。每当我们背熟父亲教的文章后，便自行选读自己喜爱的文章。不识的字，不懂的词可以翻((康熙字典》、《辞源》，一般无需叨扰父亲。有些骈文如《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父亲教时，我们已经背得烂熟。这样父亲索性放手任我们自学了。
自学，就是自由选择。我们完全为自己的爱好所驱使，哥哥渐渐不多读古文，而专攻国画和英语；我也把学习兴趣转向了古典诗词，特别喜欢唐诗，当时几乎背过了整本的《唐诗兰百首》。
这时候，我已进入了初中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从不教我们读古典诗词，他自己却是不废吟哦的。父亲吟诗很好听，拖起腔来，有板有眼，有疾徐轻重，用鲁迅的说法叫做“有节调”，完全不同于冬烘先生们念经似的瞎哼哼。儿女们都喜欢摹仿父亲的腔调吟诗，渐渐地也能像父亲那样变化着腔调以适应不同的诗情。比如“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起调便须激越：“清明时节雨纷纷”，“春城无处不飞花”，音调始终平和，从容悠远。而某些乐府歌行，或跌荡起伏，或低回宛转，总之要吟出它那特有的一唱三叹之音。所以我们小时吟咏古诗，带有参与音乐活动的性质，好像在自度曲、自唱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