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可以从这两条线得到解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正在沈阳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日军占领了沈阳，军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华留下“有要职委派”，他立即星夜只身逃到皇姑屯，藏在农民家里，换装逃回北平。那时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并未去沈阳。
他每日去法院办公兼在大学讲课，数十年如一日，还要挑灯写作《刑法总则》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画家诗人雅集，我记得的有汤定之、贺履之等，余绍宋也有唱和往来，后来到上海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场应酬，不参加党派活动，不愿结交律师，连近亲旧友为人托情，也必遭拒绝。
对国家、政治颇感失望，抒发感情唯有画富春江山水和作诗：“已为忧亡生白发，尚传买斗费黄金。同群忽发泥山叹，谁识经生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常和他的主线冲突，不可能没有矛盾。
如三叔达夫是比他小十二岁的幼弟，三岁时祖父死去，十六岁时父亲带他去。日本，肩负着教养责任，一面严格要求他学技能人了医科，一面又禁不住爱他的才华，教他作诗，带他结交日本汉诗家如森槐南、服部担风等。可父亲先回国，三叔便自己改读文学，终于写出《沉沦》那样的小说，以至于一度闹得兄弟反目。后来到1927年达夫在上海又发生了与王映霞结婚的事，父亲又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恼火，后来由于法律规定这种罪状是“告诉乃论”，而原在富阳老家的三婶却宁愿接受赡养的保证而不去“告诉”，矛盾才解决。
又如三十年代中我在上海瞒着家里参加一些左翼活动：去浦东女工夜校教文化讲时事，与陈波儿等组建青年妇女俱乐部，参加业余剧社演出话剧……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亲父亲盘问多了我不免顶撞，常常惹得父亲大怒。
当时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处决以后，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常遭破坏，书店、电影厂被搜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中国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务通过租界捕房捉人。父亲当时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发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处理。因此在他表面上对我严厉训斥的后面，必然隐藏着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对簿公庭的恐惧。
对于公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的两条信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显然尖锐化了。
幸运的是我没有和他对簿公庭，但确有被他当作朋友的人曾作为他的阶下囚而面对他的审讯，那就是田汉和阳翰笙。1942年我随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等十余人一同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许多文化人先后都到了桂林，田汉先生也经常见面，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阳翰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那戏剧性的场面。原来是1932——1933年问他和阳翰老经常到赫德路(今常德德)三叔家里，经常遇见父亲，一起吃饭打麻将聊天，当时父亲刚调上海，我们全家还在北平。田汉说1935年他和阳翰笙被捕后开庭时，他一看上面坐着的竟是达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说罢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体发落他没说清楚，后来他们虽被解往南京，他说对父亲还是感激不尽。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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