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父亲
郁风
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国内剪报中有一则四方寸小纸片的剪报：
《郁曼陀先生传》碑在西天目发现[HT]
这则“本报讯”原载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报》，其中报道：“这块用石灰石制成的碑，高113厘米，宽52厘米，全文共548字，用楷书写成，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详细记载了郁曼陀先生的经历和业绩，以及殉国年月”。此外并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写者的名字。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猜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志愿为父亲树立的刻碑。唯一的是，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在鹳山脚下松筠别墅大门前建立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马叙伦先生用楷书书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碑和血衣冢已被彻底捣毁，尽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上海市报告批准郁华(曼陀)为烈士，颁发给家属的烈属证上还有毛泽东的签名。“文革’，后的1977年我和母亲回到家乡，富春江依然环绕鹳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冢旧址却已成荒草废墟。问县府和乡人，那块碑十年前被砸破，断石也荡然无存。幸好母亲亲手中存有马叙伦先生书写的原稿，捐献给富阳县政府，又经过当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筹备，终于在1983年在鹳山上辟为公园的松筠别墅旧址建成纪念郁华郁达夫烈士的双烈亭，并重刻了一块“郁曼陀先生血衣冢”的碑，立于原血衣冢旧址。
然而，这块新发现的碑是否就是原来的血衣冢碑呢？如果是，记者总不会不写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横幅，高约一米，宽约1．5米左右，新发现的却是立幅，只有52厘米宽。而且是“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原碑却是立于1947年。看来即便是断碑一半也不像。
无奈我远在南半球，无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详情。自从不久前来到澳大利亚，环境和思绪都不复先前，现在正是江南的初秋，这里却是春尽面临炎夏。太阳每天虽从东方升起，却不是由左向右转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国内亲人朋友和富春家乡，就好像远在梦中，如同隔世。想到父亲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151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设在租界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特务机关派人暗杀，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记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滩》编者约稿，谈起今年是父亲殉难五十周年，作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上海殉职的法官，《上海滩》应为文介绍，而作为他的女儿我应该写。可是事隔一年，又远离祖国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这张小纸片剪报，便引起种种猜测和冥想。
1944年杭州还在日军占领下，竟然有人敢为一位被当局者置于死地的人树碑立传，从拟意、设计、撰写到刻在石头上成为碑，并把它树立在离杭州城不远的西天目山，这一整个过程都要担当风险。然而竟有人一一也许不止一个人这样做了，不为名，不为利，无非只为给后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敌人汉奸的威胁下“守正弗挠，烈烈以死”(柳亚子为郁曼陀诗集写的序文)的法官，同时也给当道反颜事仇的败类以震撼。
如今要全面介绍父亲的生平事迹是困难的，因为手边没有任何材料，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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