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终日怏怏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何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时期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卒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一九四八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日“转进”，失掉城市则日：“战略撤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就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加以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