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
“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栅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姊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人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肺病复发，展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房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渡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消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个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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