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以外，有王重民、贺昌群、赵万里、孙楷第、谢国桢、于道泉等先生，后来继起还有万斯年先生等。在编辑部和在图书馆都是极好的学术训练机会，但有条件：一是领导者懂行并给鼓励，而不阻拦和斥责。二是本人肯钻研。第二点尤其重要。若不然，历来受这两处锻炼的人何止千百，何以有人成材，有人就不行?若自己肯留心，善于利用条件，即使领导人不予理会也可有进步。机会随时都有，只看会不会用。向先生在这方面又是我所倾倒的一位。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时，便有职员郭松年先生自学成为学者。至今这传统还未全断。
1948年我到北京大学来，和向先生住同一宿舍，因此有机会常见面，更了解一些他的为人。向先生为人鲠直，说话不多而中肯要。我曾在湘西住过约一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略有所知。我觉得向先生和沈从文先生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性。他们使我对中华民族构成的特性的理解开了一个窍。我以为若仅仅以所谓“炎黄子孙”的黄河流域中段上古时期的汉族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了民族的扩大和形成，即使“中原”也不是例外。。若不改变古老的“蛮、夷”或“夷、狄”的陈旧观念，恐怕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人情。我从没有和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研究民族性问题，但从接触中自己体会到，不论中国或则外国，都不能那么单一概括以致无意或有意接受成见和偏见。这一点也是我从向先生学习到的，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我所学习到的就包括他本人在内。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时，向先生是惟一前来送葬的朋友。这使我不胜感念。这也表现了他的为人。因为无论照当时的情势或则他和我的私交，他都毫无必要这样做。但是他一闻讯便来了。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公谊，也不是出于私情，而是出于他的个性，只是要为他所认识的一位邻人老母送葬。总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中国学者。我现在提笔写出这些话，也同样不是由于为公或为私而是由于为了纪念我所认识的这样一位不应被人忘却的中国式学者。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