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有书为证。我在信中只说了“式”的意义和“六壬”占法。写信是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那时我在武汉大学教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不料，只过了几个小时，6月1日天明前，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学，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一些学生和五位教授，造成惊动全国的“六一惨案”。五名被捕教授是：缪朗山、梁园东、刘颖、朱君允(女)和我。(目前只我一人尚在人间了!)这五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估计逮捕原因是我们应了学生邀请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另一同时演说的陈家芷教授，因为警觉，在军警临门时跳后窗逃避，没有被捕。这次惨案遭到全校以至全国人激烈反抗。当局不得不把逮捕的人都释放。我回家后才得将致向先生的信发出。向先生将信摘出在上海《大公报》的((文史》周刊上发表，、加上标题《说式》，并作了按语，说明原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待学者和青年学生横加迫害凌辱。这一次我们两人不仅是学术交往也是道义上的朋友了。
向先生治学根底深厚。他校((蛮书》，我曾见到书眉上的蝇头小楷批注。他读书细心，一方面采用新式的卡片等方法，另一方面仍继承传统方法。古人大概从刘向、刘歆、扬雄在天禄阁校勘古籍以来就是用这种方法。记得幼年曾见到家中许多古书都是用朱和墨圈点批注过的。这是从前人的一种训练。先读《四书》、《五经》等基本读物。这些多是有圈点断句的。老师有时还代加圈点，在读音不同的字的右上角加一个小圈，重要句子在旁边加圈或点。读了这些以后，便要进读朱熹的《纲目》、司马光的《通鉴》和《史记》、《汉书》、杜(甫)诗、韩(愈)文，以及唐宋明清的笔记。这些都是没有点断句的，必须自己在上面加圈点、校注和表示自己意见的批语。老师检查学生的书本便知道学生的程度。书本都是用廉价的流行本，书中常有错字，需要自己发现改正。有的书要至少读两遍以上，第一次用朱笔点，第二次再加上墨笔点，并改正第二次读错的地方。古时的儿童和少年便是这样受严格的读书训练的。大约不用十年便可打好这个底子。这不是只在科举盛行以后的评阅法。也许上自孔子读《易》、删《诗》、作《春秋》的传说起便从刀削竹简开始了。后来用在小说上便是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评点”了。向先生是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毕业的，是新式学校出身，又通晓外文，从事译述，可是同时继承了读书的古老传统。我一见到他批注的旧书便立刻记起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从幼失学以致对中国书和外国书全无扎实根底，没有学通，于是更对向先生的学兼新旧十分佩服了。
向先生还经历过难得的社会和自我训练。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商务传统要求很严，审阅和编译稿件是比一般读书作文难得多的。以后他又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工作。30年代的这所图书馆远不如目前这样庞大，但已拥有一些难见的书籍和文献。当时的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招揽了一些有为青年进去，名为职员，实是从事整理文献的研究，又出版《北平图书馆馆刊》为他们发表成果。不几年便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到大学讲课，随后当了教授。其中著名的除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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