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说人民中间根深柢固的习俗，只能以示范的方式，由群众自己觉悟自己改，强迫命令是行不得的。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员还信天主教，党也并不强迫他们改变原来的宗教信仰。这些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尤其他说话的神情就像他平素一样，轻声细语，和颜悦色，使我感他到这个人的心地和他说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话从此就印入我的心中，到后来搞公社化、食堂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一再从记忆里浮现出来，引起我的思索：“不是说要等群众自己觉悟吗?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量来运动群众，迫人就范呢?”
进城以后，我继续留在新华社工作，温济泽则因为他所领导的口语广播部独立扩大成为广播事业局而离开了新华社，后来又成为广播局的副局长。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同属宣传部门，因此还不时有见面的机会。一直到我我l957年被划为右派为止。这段时期给我留下的一个问题是，到那时为止，同志们见面都叫他“小温”，就像廖承志一直被唤作“小廖”一样。在我那些时代的朋友中，他年龄最大，入党最早，身材长相、行为举止又都给人以老成持重的感觉。我小他九岁，从当学生到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李，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温”呢?廖承志叫“小廖”，是被长他一辈的周恩来这些人叫出来的，这好理解，但是“小温”又是怎么叫出来的呢？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参加革命时才十五岁，比周围的同志都要小，因此而被叫做“小温”，实际上同廖承志的情况是一样的。
1957年我忽然被划为右派，我痛切地做了检查，也算是口服心服了。但是，批判完以后，我心底里实际上还是不断有“斗争”。我把右派划分成很多类，暗暗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如说，有些人先前是政客，反党是自然的；有些人本来是出身资产阶级，当然要反社会主义；有些人是留洋学生，资产阶级思想深入骨髓；有些人品质恶劣，有些人秉性狂悖……总之别人划右派都有理由，惟独我划右派实在没有理由。这些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的想法，当时却真是挥之不去，时时咬啮我的心。大概一年之后，我才听说小温也划了右派，这对我是一个震动，因为在我的朋友中，他不但资格最老，而且对党的感情最深，为了革命，三次被捕，坐过国民党的五年大牢，而且从来都听党的话，这样一个正道直行、中规中矩的人，都划了右派，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说实在的，我的第二次觉悟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开始的，当时农村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城里浮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我已经比较了解毛主席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动机与效果了。他是要通过加强无产阶级**，把群众中的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好超英赶美，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而我则向毛主席提出“还政于民”、“要搞议会民主”、“要开放新闻自由”……这一套。我当初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现在铁的事实证明，我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别的右派大都并没有我的这样成套的思想，我不当右派，谁当?
思想一通，也就心安理得了。小温在促进我的觉悟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
睽违将近二十年，再见到小温，已是1973年了。林彪死后，气氛已有缓和，是许多从干校回来的人纷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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